一周后，李谕再次和卢瑟福来到卡文迪许实验室。
“螺线管容易烧毁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卡皮察洋洋得意道。
卢瑟福惊讶道：“真的？”
“今天已经开机做过好几次测试。”卡皮察说。
“有点厉害！”卢瑟福端详了一会儿，不禁问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卡皮察说：“很简单，既然无法快速对螺线管降温，那就想办法快速断电呗，在螺线管未被烧毁时断电不就行了？”
“果然是个实验天才！”卢瑟福彻底折服，这种变通的脑子最适合做实验，于是果断道，“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卡文迪许实验室录取了！”
卡皮察两眼放光，兴奋道：“谢谢主任！谢谢院士先生！”
卡文迪许实验室是卡皮察人生的转折点，卢瑟福绝对是他的贵人。
短短两三年中，卡皮察就表现出非常强的物理天赋，卢瑟福申请资金专门给他建了一座“蒙德实验室”搞低温研究，卡皮察本人是实验室的主任。
网上一直流传一个段子，也源自卡皮察：卡皮察对机械方面很有见解，一个厂长请他去检修一台贵重的机器，报酬是1000英镑。卡皮察看了看，随手捡起一个榔头，在主轴上敲了一下，结果机器就好了。
厂长立马后悔，一榔头怎么值1000英镑？
卡皮察说：“敲一下付1英镑就够，但知道敲在哪，价值999英镑。”
他当上实验室主任后，在剑桥越发春风得意，甚至结识了一位美女老乡，还是他在苏联时期一位同事的闺女，两人立刻坠入情网，很快结了婚。
剑桥也聘请他成为讲师，不过卡皮察讲课挺奇怪，动不动前后矛盾，学生要是问他为什么，卡皮察就说：“我是故意的，否则你们拿什么思考？”
而且他讲课过程中有时艰深晦涩，有时又像大白话。
对此他有一句非常经典且有内涵的解释：“我一直试图让95%的人听懂5%的内容，让5%的人听懂95%的内容。”
不过这老哥在1934年返回苏联看望母亲时，突然被斯大林扣下，不准再前往英国。
卢瑟福通过私人关系向苏联驻英国大使求援，结果对方的回答是：“你们英国希望有个卡皮察，我们苏联也希望有个卢瑟福。”
人肯定回不来了，为了他的科学前程，卢瑟福果断把蒙德实验室的设备全部寄往莫斯科，而且此后一直保持通信，直到临终前十天，卢瑟福还给卡皮察寄去了最后一封信。
万幸的是，卡皮察没有辜负“幼儿园园长”的期望，在莫斯科成功搞出了液氮的超流动现象，也是他今后获得诺奖的成就。
苏联方面当然也很重视卡皮察，给他的地位很高，在苏联科学界是领头的几个人之一。
大清洗时期，另一个着名的物理学家朗道被抓，还是卡皮察托人保举出来的。
到了二战后期，慈父斯大林同志要求卡皮察造原子弹，卡皮察拒绝了，他不愿意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被撤了职。直到斯大林过世，才恢复原职。
不过总体看，卡皮察的人生轨迹还是很不错的。
——
在科学界同样打响名声的爱因斯坦，也受邀来到英国，他在剑桥大学见到了李谕、卢瑟福、汤姆逊几人。
卢瑟福问道：“爱因斯坦教授，你不是昨天就到了，先四处欣赏了欣赏英国美景吗？”
“我是有这个想法，”爱因斯坦说，“不过刚到码头，魏茨曼就拦下我。我已经够低调了，坐的是二等舱，他竟然还能在人群中一眼找到我。”
李谕说：“可能是你的发型太特殊。”
“我应该戴上帽子的！”爱因斯坦惋惜道。
汤姆逊问：“魏茨曼？那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是的，”爱因斯坦说，“自从欧洲大战结束后，德国的反犹形势非常严峻，应该说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我在其中甚至发现了相对性原理的另一个应用——在德国我被说成‘德国科学家’，但在英国我又被说成‘瑞士的犹太人’。倘若我命中注定就该扮演一个惹人嫌的角色，我就该被德国人称为‘瑞士的犹太人’，而在英国人看来，我又成了‘德国科学家’！”
汤姆逊扶了扶眼镜：“这并不能代表科学界的看法。”
“我知道，”爱因斯坦说，“但令人感到不祥的是，在德国也有一小群人，而且力量正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有意无意中把我说成是犹太人，而不是德国人。”
这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信号。
汤姆逊说：“包括莱纳德先生？”
爱因斯坦叹了口气：“还有维恩教授、斯塔克教授。”
这几个都是院士级别，而且很多还有诺奖在身，势力很大。
爱因斯坦继续说：“我又不像哈伯那样，试图竭力抹去自己犹太人的身份，甚至皈依基督教，以求彻彻底底同化成一个德国人。他曾劝我这么做，但我做不到。”
李谕问道：“那么你准备加入魏茨曼的复国组织？”
爱因斯坦说：“暂时勉强答应吧，但从做人的角度上讲，我反对民族主义。”
他和吕碧城一样，是个世界主义者。
二十世纪初各种思潮太多，站在哪个角度的都有。
汤姆逊绕开这个有些涉嫌政治的话题，对他说：“还是讲讲相对论吧，现在全英国都在讨论相对论，反对的人也有很多，提出了很多问题想让你回答。”
他拿出一份小报，上面写着一个问题：“既然光速不变，那么如果他前后相隔几秒钟，朝对面的墙射出两道光，前部分光相对于后半部分光的光速仍为c，那么前部分光岂不是越跑越远？”
爱因斯坦说：“提出问题的人明显不懂数学，应该……”
李谕打断他：“你真想回复？”
“不应该回复吗？”爱因斯坦问。
李谕说：“这种问题回答了也没有用，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就不要指望他能看懂解释了。”
爱因斯坦说：“那不就任由他们诋毁我的理论了？”
李谕笑道：“你正眼看他们一眼，你就输了。”
这句话还是李谕当年听德云社相声时，郭德纲说的：“比如我和火箭专家说，你那火箭不行，燃料不好，得烧柴，我认为得烧柴，最好是烧煤，煤还得是精选煤，水洗煤不行。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那他就输了。”
爱因斯坦也琢磨过来味儿了：“说得没错，我哪有这种精力！以后还要和德国科学院的几个反对相对论的大院士辩论。”
汤姆逊说：“这些胡言乱语的人你可以不管，但听说你来后，坎特伯雷大主教希望当面问问你关于相对论的一个问题。”
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全英国教会的主教长。
“大主教？”爱因斯坦讶道，“我能不能拒绝？”
“恐怕不行，”汤姆逊说，“大主教今天下午就会抵达剑桥。”
爱因斯坦无语道：“他懂不懂相对论？”
卢瑟福说：“好像恶补了几天，但总体看，大主教完全不懂，他抱怨说，那些简介和相关的报纸文章让他更加糊涂了。”
爱因斯坦脑壳疼，问李谕：“你曾见过教宗，与他们接触有没有什么诀窍？”
“没有。”李谕摊了摊手。
爱因斯坦无奈道：“只有随机应变了。”
几个小时后，大主教果然乘坐马车抵达剑桥，亲自来，也算相当给面子了。
礼堂中，汤姆逊特意安排大主教与爱因斯坦坐在一起，以便直接发问。
大主教先礼貌问询了爱因斯坦近况，然后郑重问出他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爱因斯坦先生，相对论对宗教会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爱因斯坦仔细想了想，突然发现几个小时前李谕说的最后两个字非常妙，于是说道：“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大主教似乎有点失望。
“是的，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强调了一遍。
他感觉这个回答妙极了。
大主教问：“为什么没有影响？”
爱因斯坦说：“很简单，因为相对论是纯科学的东西，它与宗教无关。”
他的回答完全把自己撇开，省了不知道多少不必要的麻烦。
李谕也心中暗笑，虽然这个时代的科学教育不可能与一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相提并论，但这时候的人至少是真的尊重科学，也没有互联网，不会出现那么多无脑喷。不过此时信宗教的人很多，没有必要把自己陷入无休止又无意义的争论中。
大主教问：“你的意思是，我们宗教势力根本无需在乎相对论。”
“没错！”爱因斯坦说，“我认为宗教更应关注精神领域，不要继续试图解释客观世界。”
“我明白了。”大主教说。他对爱因斯坦的回答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爱因斯坦的潜台词很明显，试图用宗教解释世界，只会越来越糟，暴露自己的弱点。
次日，爱因斯坦在剑桥大学进行了一场演讲。
和李谕的讲座一样，人满为患。
这两个同龄人在科学领域的号召力都极强。
演讲结束，三一学院院长汤姆逊高兴地对爱因斯坦说：“短时间内学校请到两位分别演讲，效果太令人满意了！”
卢瑟福问道：“爱因斯坦先生，你似乎一直没有离开过欧洲，有没有兴趣去美洲进行演讲？美国的大学往往能给出非常高的出场费，因为他们并不缺钱，只缺优秀的思想。”
“美国……”爱因斯坦想了想，“这个想法很诱人，因为我需要一些价值坚挺的货币支撑日常生活。”
李谕笑道：“堂堂爱因斯坦先生，也会为钱发愁。”
爱因斯坦苦涩道：“太愁了！现在德国马克跌得不成样子，大战刚结束时，1马克的价值还相当于12美分，能买一条面包；现在只值2美分，要用六倍的钱才能换取一条面包！”
李谕说：“我与德国的工业界多有接触，对经济间接有点了解，按照目前的趋势，马克下跌的速度恐怕会越来越快。”
最多两年，一条面包就需要700马克，然后再过一年，就要10亿马克！是的，没看错，就是10亿！
属实是早了半个多世纪的津巴布韦币。
爱因斯坦无语道：“这些政客，只知道疯狂印刷货币！”
李谕说：“确实有点失败！如果印刷货币就可以消除贫穷，那多发大学文凭岂不是可以消除愚蠢？”
爱因斯坦也笑了：“他们的愚蠢可能需要数不清的大学文凭。”
笑肯定是苦笑，他又说：“我现在只能多在国外赚点钱，而且不能直接寄回德国，因为他们会用旧的汇率兑换成马克，那样我的钱就全被他们吞掉了，只剩一堆无用的马克废纸。”
卢瑟福问：“这样不就违反了德国的货币政策，你要怎么做？”
爱因斯坦神秘道：“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先寄到荷兰，德国的税务部门就没有办法了。”
卢瑟福说：“爱因斯坦教授竟然被逼到隐藏收入的地步。”
“哎，当个科学家本来就不够赚钱！”爱因斯坦说，“所以我对自己儿子的选择可以理解了。一开始我非常反对他成为一个工程师，但现在我会告诉他，科学是一门困难的职业，选择工程这样的实践领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在那里不必寻找一株长有四个叶瓣的三叶草。”
“没有那么绝对，”卢瑟福说，“你看李谕院士，简直像个超级有钱的大财阀！”
爱因斯坦说：“因为他在工程领域同样出色，而我早年尝试过，制作了一些小东西，但市场反馈并不好。”
李谕笑道：“如果可以利用好你无与伦比的名声，巡回演讲一圈，同样能够赚很多钱。”
“好吧！”爱因斯坦本来就有这种打算，“只要美国人能给出美元的报酬，我就可以去一趟美国。”
他对钱这么斤斤计较属实没办法，一半收入要寄给前妻；按照协定，诺贝尔奖奖金那笔巨款的大部分也要分给前妻。
再加上德国疯狂的通货膨胀，能把人逼疯。
李谕说：“我想美国人出得起，而先生要是继续前往日本和中国，能收到更多的收入，我可以给你保证。”
爱因斯坦说：“真能这样，我肯定去！希望这是我最讨厌的名声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
卢瑟福说：“名声还是有好处的。”
“自从日食观测以来，虽然我获得了很多名声，可总感觉盛名之下我变得越来越愚蠢了，这种现象当然很普遍，”爱因斯坦顿了顿，“不对，李谕先生是个例外，他早早获得盛名，还能不断有新突破。”
卢瑟福笑道：“不管怎么说，你都成了相对论方面的权威。”
爱因斯坦说：“以前最讨厌权威，现在我却成了权威，真够讽刺。”
“只能说是甜蜜的烦恼。”李谕道。
汤姆逊说：“有了名声，最少会引起公众对物理学的关注，有积极作用。”
李谕说：“而且发行知识总比发行货币好得多，最少能让人变得不愚蠢。”
卢瑟福说：“我认可李谕先生的说法，最近书店经常看到一本叫做《相对论的统治》的书籍，——只要带上‘相对论’几个字，就很容易成为畅销书——，作者就在用相对论的理论来支持他自己的政治观点，即需要避免教条主义才能使社会生气勃勃。”
“还好他说的尚且在正道上，”爱因斯坦说，“不过名声还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会招致怨恨，不久之后，我就要面对莱纳德他们的一场科学‘审判’。”
汤姆逊安慰说：“已经不是烧死布鲁诺的时候了。”
李谕则说：“正好我也会去德国，到时我做个二辩。”
爱因斯坦欣慰道：“那真是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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