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幼童先修班后世演变多年就是今天广东省实验中学，放在全广东也是拔尖的中学。
当年詹天佑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就曾经在这里学习过一段时间。
留美幼童前后一共四批120人，第一批几乎可以说是最成功的，因为学习时间相对较长，进入美国名校的也最多。
当时美国对中国这些留学生态度相当好，有22人进入了美国私立大学中非常难进的耶鲁大学，还有8人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3人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1人进入哈佛大学。
都是美国赫赫有名的大学，能给这么多名额，也能看出来美国教育界对这件事非常欢迎，甚至堪称友好。
只不过这项非常有意义的留学举动，却被清廷在1881年叫停，并且强行将所有留学幼童召回。
从1872年算起，连十年都不到，当初的计划是要在美国学习并且游历十五年的，如此短的时间，最终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完成了学业拿到正式的大学学位。
很难想象如果所有人都顺利完成学业会怎样，即便是无法对大势有过多影响，至少会是几十朵漂亮的浪花。
至于召回的原因嘛，则是因为留美幼童去美国时年龄太小，相当于从小在美国长大，耳濡目染下对西方的现代生活方式就接受了，不仅和美国同学开始搞party，甚至还把辫子剪了。
可怜的满清也就这一条可笑的底线，毕竟是他们拿来控制所有汉人的最强手段。
所以清廷顿时不能忍了，反了不成，都给我召回来！
留美幼童们回国后，不仅根本不受重视，甚至被社会各界所谴责。
《申报》直接登文说：“国家不惜经费之浩繁，谴诸学徒出洋，孰料出洋之后不知自好，中国第一次出洋并无故家世族，巨商大贾之子弟，其应募而来者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
当时容闳集结留美幼童时非常费劲，很多人根本不愿意出去，所以选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孩子，想不到成了被骂的点。
舆论以及申报这么骂他们，就是觉得这些人出身寒微，肯定没有礼教，不堪大用。
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就一些汉人大臣、封疆大吏如袁世凯、张之洞、李鸿章在启用他们。等到大清没了，才真正能够发光发热，不过已经时隔太久。
黄飞鸿带着李谕来到留美幼童先修班所在的院舍视察了一番，二十年过去，这里已经非常荒芜，而且地方明显不够大。
毕竟留美幼童每一批只有30人，也并非都是在广州，比如上海就有这种先修班。
既然叫先修班，学生又都是一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所以教授的只有英文，自然用不着太大的校舍。
但李谕倒是对这里表示非常有意义，“今后基金会所办学校，将会送一批学生去美国留学，选在这个地方，亦有继承之意。”
黄飞鸿问道：“听闻现在最强之国家在欧洲，英吉利国、法兰西国等，为什么不去那里？”
现在很多人的观点里，世界上最强的还是日不落帝国，“带英”。
美国独居美洲，还处在闷声发大财的阶段，着力于工业方面。等它在军事、世界纷争崭露头角要在一战以后，那时候几个响亮耳光也初步打醒了大半个欧洲。
李谕解释说：“欧洲的教育当然非常强，科研也很强，不过现在美国教育科研环境并不差，并且在外语方面只学英语也有助于精简课程。至于欧洲，太分散，强的国家太多，如果让学生再花时间去学习法语、德语就有点过于侵占时间。”
刘永福说：“帝师说的有道理，我以前和法国人打过仗，他们说话就和英国人不一样。”
黄飞鸿恍然：“原来还有这一层考量。”
李谕笑道：“这些是客观原因，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因为出钱的基金会来自美国。”
谢煜希对此地同样比较满意，不过确实有点小，明显不能发挥作用。按照他们的预期，在每个城市的学校都要超过一百亩，有足够的地才行。
按照之前在天津的估算，受限于难以建造高楼，一百亩地，即6万多平方米，在保证生源的前提下，每年才能招纳100到200名学生。
看似地方不小，体育场就占去一万多平方，中小学加起来就算是九年的话，那么也将达到一两千人的规模。
教学、食堂、科研楼、图书馆、办公楼、住宿楼等等都要占据很大地段。这时候的学校很多都是采取寄宿制，房屋如果按照一层来建，的确已经达到上限。
除非今后慢慢再进行升级改造，等国内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有了更好的掌握才能进行更合理的多层高校舍建造。
李谕在上海选择杨斯盛和顾兰洲等人也是有了考量，得尽快让他们在技术上成长起来。
总之就是利用有限的手段尽可能让配套产业都有进步。
只不过到时候如何让杨斯盛和顾兰洲的建筑生意打入广州可能会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虽然一时不知道如何解决，李谕现在倒是不太担心，因为即便是杨斯盛、顾兰洲等上海营造商人无法打破地头蛇垄断进入广州市场，那也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这样也比再从头找一家营造厂要效率高一些。
毕竟李谕本人不是土木工程专业的，能让杨斯盛、顾兰洲他们尽快掌握钢筋混凝土建筑技巧都有一定尝试的成分。有些东西得靠他们自己领悟，所有事情都让李谕去解决不现实。
况且从上次的接触看，李谕感觉杨斯盛和顾兰洲他们的专业水平还是可以的，好歹是能在要求苛刻的上海租界建筑市场站稳脚感。
广州现在开发的地段大都在珠江岸边，距离港口很近，码头势力蛮强，错综复杂，必须要熟悉其中的暗线才行，否则不太好插手进去。
好在有黄飞鸿这棵大树，建个学校没什么问题。
谢煜希很快就在这个不大的院舍中转完，问道：“还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可以用？”
黄飞鸿想了想说：“我对学校的情况了解并不多，以我有限的信息看，附近还有一所格致书院，曾经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开设了两年就关闭，算起来也荒废了十多年。”
这样倒是省钱了，于是李谕又同黄飞鸿到了今天六二三路的地方见到了这所校舍。
眼前是两座两层楼高的有点中西结合的建筑，整体一看就是西洋风格，但是屋顶却采用了传统的中式斜屋顶。或许清末民初的人看起来还挺洋气，不过以李谕这种现代人的眼光看，至少在设计上有点不伦不类。
但也就是建筑学观点而已，这两栋房子确实建得不错，可以用，而且距离确实并不远。
关键中间的这片地带也是未开发状态，如果买下就可以连起来，差不多能达到一百来亩，虽然形状上会显得有点不规则，不过无伤大雅，利用已有的建筑多少还能节省一下开支。
李谕说：“看着非常不错，真的没人用了吗？”
黄飞鸿说：“此地早前被洋人当做了基督教大学，但是创世人哈巴夫妇却双双病重归国，仅仅开设了两年，就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关闭。”
其实基督教会又在海珠区重建了格致书院，只不过名字改成了岭南大学。
但眼前这片校舍的确是因为哈巴夫妇的离开荒废了，毕竟当初教会也没想到他们一去不回，这片地拖得时间太长。
李谕说：“过去这么久，如果想要获得这片地，想必是要得到官府同意了？”
黄飞鸿点点头说：“的确如此。”
之前在上海和天津的两片地都是在通过租界工部局买到，现在和清政府打交道就要麻烦很多。
李谕顿时感觉有点头痛，问道：“不知能不能顺利办妥？”
黄飞鸿知道李谕的顾虑，他毕竟是个老江湖，长期在广州，知道本地情况，说道：“要想通过广州府的确有点麻烦，但我却有个办法。”
李谕连忙说：“黄师傅请讲！”
黄飞鸿说：“先生以帝师身份可以越过广州府，直接联系两广总督岑春煊岑制台，他为官清廉刚正，而且是个重视新学的人，想必会对你办学的做法非常感兴趣。”
岑春煊的确是个狠人，而且后台非常硬，慈禧逃难西安时，他立了不少功劳，被慈禧当成了“自家人”。
慈禧相当看重这一条，必须是自己人才能被他所重视，也可以说是“任人唯亲”了。
不过岑春煊是个好官，他在两广地区刚上任就开始大力惩治贪官污吏，甚至被冠上了“官屠”的威名。
他也非常重视改革，早在山西当巡抚的时候就与李提摩太一起创建了山西大学堂，即山西大学的前身。
如今到了风气更加开放的广东，对于新学的推进更加不遗余力。
但是上来就见他似乎还得有点门路，李谕虽然被称为“帝师”，但没有一官半职，见个陌生的封疆大吏多少有点困难。
但总归还是要试试，李谕说：“总督府在哪？”
黄飞鸿笑道：“想见总督，要有中间人接线。”
李谕尴尬道：“这么麻烦。”
黄飞鸿说：“不过我想这个人也会想见到你。”
李谕问：“是谁？”
黄飞鸿说：“左江道郑观应郑大人。”
原来是他，李谕说：“还请黄师傅引见。”
黄飞鸿第二天就联络上了郑观应，他现在还是粤汉铁路购地公司负责人。
这个公司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司。
京汉铁路现在建得如火如荼，詹天佑忙得不可开交，进程也非常喜人，除了一些过河的桥梁，大部分线路都已经完成。
京汉铁路的修建立刻刺激了各大城市，纷纷要修建铁路。
武汉被叫做九省通衢是有道理的，位置正好地图中部，于是广州要求修建一条粤汉铁路，与武汉相连，今后能成为一条纵贯南北的动脉。
正好清廷在京城也有这想法，自古以来两广地区就不太还控制，天高皇帝远的，有条现代化铁路能够加强联系。
当然了，现在可没有技术在长江上建桥，粤汉铁路只能是到长江南边的武昌。
京汉铁路其实也就是到了长江北边的汉口火车站。直到1957年二者才经由武汉长江大桥连起来，名称变成了后世的京广铁路。
但粤汉铁路的建设过程却比北段的京汉铁路波折太多。
京汉铁路两三年后就能够全线通车，而粤汉铁路则直到三十年后的1936年才正式通车。
首先就是因为清廷最初事情办的太幼稚，直接想都没想就把筑路权丢给了美国一家公司。
但美国又很快把其中一部分筑路权转卖给比利时，这明显是违规行为，在现代建筑法上叫做违法分包，怎么可能把主体工程分出去。
当初是铁路大臣盛宣怀通过时任驻美公使伍庭芳向美国方面借款，条件是五十年后中国还清债款，方可收回铁路管理权。
这不就相当于美国随时可以掐断中国大动脉嘛！
铁路经过的广州、湖南、湖北三省绅商顿时不干了，强烈要求夺回路权。
话说现在咱们，当然也包括日本的新干线，一直想往外发展，甚至给无息贷款啥的也要给别人修铁路，其实心思都活泛着哪。
别以为咱们给非洲修铁路那是在当冤大头。
但这种事不能说太多……总之其实是大赚特赚的就对了。
张之洞也站在三省绅商这边，感觉不能把粤汉铁路交给美国人，正好现在美国又违约，签订了合同后，工期一拖再拖。
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修建的能力，于是张之洞等人从维护权利的角度出发，要求收回路权，最终以675万美元的高价又把路权收回。
虽然多花了些钱，不过从长久看肯定有利。
这时候还没太多铁路，但大家都知道铁路的重要性，以后关于护路运动引起的事件可是一直在左右中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