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转基因安全性，科学界始终没有统一答案”的说法，本质上是混淆是非的破烂谣言，其荒谬程度堪比宣称“岳飞抗金史实存疑”。这类言论不仅违背客观事实，更暗藏对科学共同体的蓄意抹黑，成为少数人谋取政治私利的工具。
从科学验证层面看，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早已形成全球共识。自1983年世界上第一例转基因作物（烟草）诞生以来，超过40年的研发与应用历程中，100多个国家、数千家科研机构开展了超八百万次独立的科学实验。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等471个国际权威机构，均在官方报告中明确表示：通过安全评价并获批上市的转基因食品与传统食品具有同等安全性。例如，2016年《自然》杂志发表的综述论文，汇总分析了1982-2012年间超过1000篇关于转基因作物的研究，结论显示其健康风险并未高于传统作物。若将科学共同体的共识视为“没有统一答案”，无异于否定现代生物学的整个研究体系。
这种谣言的传播，往往借助“选择性失明”的话术。反对者刻意忽略主流科学界的结论，却对个别被撤稿的伪科学研究（如某法国学者声称“转基因玉米导致大鼠肿瘤”的论文，因实验设计缺陷、数据不可重复等原因被《食品与化学毒理学》杂志撤稿）大肆宣扬。这种“用个例挑战整体，用谣言对抗证据”的手法，与历史虚无主义者用碎片化“野史”否定正史的逻辑如出一辙——正如不能因某篇网文质疑岳飞抗金就否定《宋史》记载，也不能因少数争议性研究就推翻转基因安全性的科学共识。
谣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深层原因在于被民粹群体利用。部分势力将转基因议题包装成“国家安全”“民族存亡”的宏大叙事，通过制造“科学家被资本收买”“跨国公司阴谋论”等对立话语，将技术问题扭曲为意识形态斗争。这种操作手法，与历史上某些势力通过抹黑英雄人物瓦解民族共识如出一辙——当“岳飞抗金存疑”的谣言被传播时，本质是对民族精神的消解；当“转基因不安全”的谣言被炒作时，则是对国家农业科技发展战略的干扰。近年来，我国推进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试点，本是基于粮食安全与科技自立的正常决策，却被谣言歪曲为“屈服于外部压力”，这种将科学议题政治化的企图，实质是阻碍我国抢占生物技术制高点。
值得警惕的是，谣言的传播往往伴随对异见者的压制。在网络空间，凡引用国际权威机构结论说明转基因安全性者，常被贴上“收外国钱”“替资本说话”的标签；而宣扬“转基因致癌”“断子绝孙”等极端言论者，却被视为“为民请命”。这种“顺我者科学，逆我者伪科学”的双重标准，与历史上“文字狱”式的思想禁锢并无二致——正如南宋权臣秦桧通过制造“莫须有”罪名打压岳飞，现代谣言制造者也通过污名化手段排斥科学理性。
破除谣言的关键，在于还原科学的本质。科学从不宣称“绝对正确”，但追求“可验证的共识”。转基因技术的所谓“风险”已通过严格的安全评价体系，被提前的完全排除掉了。抗虫棉减少70%农药使用、黄金大米有望缓解维生素A缺乏症等事实，早已证明技术的社会价值。
当有人声称“转基因安全性尚无定论”时，不妨反问它们：“是否需要等到全球数十亿人食用转基因食品出现大规模健康问题，才能达成‘统一答案’？”这种以公众健康为赌注的“等待”，本身就是最大的不负责。正如岳飞抗金的史实由千年前的战场捷报、文书档案所奠定，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也由全球几十亿人的消费实践、严谨的科学数据所支撑。谣言或许能喧嚣一时，但终将在事实与理性面前溃败——正如历史终将还岳飞以清白，科学也终将为转基因正名。
（作者：怀疑探索者，写于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