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
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
士一庙。庶人祭于寝。
这是《王制》对于宗庙制度的规定。
在父系氏族公社中，父系家长掌握着整个氏族的统治大权。
父系家长逝世后，围绕权力与财产的继承问题，氏族成员势必要展开激烈的斗争。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出现了继承约定，产生了原始的祖先崇拜。
在家天下的时代，夏商时期都是以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方式继承王位，但这样也出现了王位继承上不少的混乱现象。
周王室吸取了夏商“争相代立”的教训，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
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
是为宗法制度。
祖先祭祀是封建社会中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日常礼仪活动和社会活动也要在宗庙里进行。
如冠礼、婚礼、宗族成员的盟誓等。
因此，宗庙的存在被视为宗族存在的象征。
宗主身份成了拥有宗族首领地位的保证。
在牛家庄，曹硕苦心经营，费了不少人力、财力，顶着来自内部、外部的巨大压力，勉强维持着曹氏宗庙。
本来他是不必如此辛苦的。
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昭去世，司马炎篡夺魏国政权，封曹奂为陈留王，安排在邺城居住。
邺城原本是有曹氏宗庙的。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当时的陈留王曹过随着难民潮，到了建康。
把邺城的宗庙给丢了。
作为曹髦的子孙，自然是要联络这些南渡的宗室。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从曹硕的祖父打算认祖归宗的那天开始，曹髦的子孙们就遭到了冷落。
原因无他。
曹髦是东海王曹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孙子。
曹奂是燕王曹宇的儿子，魏武帝曹操的孙子。
曹髦死后，司马昭和群臣商议，以魏明帝后嗣的名义立曹奂为帝。
“王奉魏氏，所承者重，不得服其私亲。”
曹奂认燕王曹宇为“从祖父”。
曹宇是曹丕的兄弟，是曹叡的叔父。
这样一番运作，曹奂就成了曹髦的平辈兄弟。
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国，设祖宗，乃为亲疏贵贱多少之数。”
实行宗法制度，必须首先严格区别长幼尊卑的关系。
封建继统的前提就是继嗣，绝嗣就意味着断统，天子的大宗，嗣不可绝。
皇帝继统之后，昭穆次第，要认祖归宗。
有时要把中间世代的皇帝废除了，直到接上自己这一支。
这样继承的皇位才合法。
汉宣帝刘询，原是废太子刘据的孙子，被霍光立为帝，认汉昭帝为祖，追尊生父为皇考。
汉光武帝刘秀，认汉元帝为父，也称生父为皇考。
曹髦和他的子孙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为了维护曹奂的正统地位，宗庙里没有曹髦的位置。
这下，曹髦的子孙们连认祖归宗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已有前例的事情，在陈留王曹过的视角上，是理所当然的。
陈留王曹过也不愿意认这些山沟里的远房穷亲戚。
只是念在同姓宗族的情分上，给了一些金银绢帛打发他。
在曹硕的父亲看来，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于是，在曹过去世，曹劢继位陈留王后。
曹硕的父亲，带着儿子们去了建康，要求重新设立曹髦的神位。
陈留王曹劢，以“五世亲尽则祧”为由拒绝了这个提议。
如同宋英宗赵曙以宋仁宗赵祯之子的身份继位，要称生父濮王为皇考。
明世宗朱厚熜以明武宗朱厚照之弟的身份继统，要尊生父献王为献皇帝。
曹氏宗族之间，为了宗祀继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在曹硕的父亲一再坚持下，陈留王曹劢直接招呼了一顿乱棍，把他们赶了出去。
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下，曹硕的父亲回来以后不久就去世了。
在父亲和兄长相继离世后，曹硕放弃了认祖归宗的尝试。
索性另立宗庙！
而且是一步到位，直接恢复原本在洛阳的天子七庙。
武帝曹操，肇建洪基，拨乱夷险，为魏太祖。
文帝曹丕，继天革命，应期受禅，为魏高祖。
明帝曹叡，集成大命，兴制礼乐，为魏烈祖。
威帝曹髦，猛以刚果，惠而敏行，为魏毅祖。
追尊处士君曹节为始祖皇帝，追尊特进侯曹腾为统祖皇帝，追尊太尉曹嵩为太皇帝。
不仅直接给曹髦上了庙号，还把曹氏的祖先都尊为皇帝。
这种行为，自然是不符合宗庙制度。
但是这种习惯从魏文帝曹丕在洛阳建立天子宗庙就已经开始了。
曹丕即帝位后，追尊太王曹嵩为太皇帝，父武王为武皇帝。与曾祖大长秋特进侯曹腾、高祖曹节合祭，亲尽以次毁，特为父曹操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
然而这个天子宗庙却不是《王制》所规定的七庙，而是四庙。
为彰显自身的正统地位，魏明帝曹叡在位时，直接给自己上庙号。
“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斌之舞。”
庙号应该是后人议定，曹叡就成了古往今来唯一一位给自己上庙号的皇帝。
总之，对于出身自带贵贱二重矛盾的曹氏宗族来说，这些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叔父！”
曹硕刚整理好祭拜宗庙的物品，曹羽刚好回来了。
“侄儿……”
曹硕欲言又止，默默拿起祭品，带着曹羽出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