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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募移民这件事,还能跟东北改革一起做,尤其是军事改革能有机结合在一起。比如有效支持平稳的裁军、撤军事宜。

这场战争前后征召了12万士兵,花了海量的银子,平均月薪5两,一个月固定支出就是60万两,前后打了两年,固定军费就支出了1400多万两。总支出超过了3000万两,因为还有军火开支,其他物资消耗的开支。要不是卖了紫禁城,真的打不起这场仗。

战后的撤军,裁军必须慎重,不止刘勇强,整个福建行政体系都要为这件事服务,裁军一个弄不好就是哗变。

先裁撤好裁的,大乡绅的那些在福建境内维持地方的两万人先裁掉,接着是蒋家、郑家乡勇部队,钟宝三战时拉起来的团练也被裁撤,大哥在这件事上很配合,因为刘勇强答应补发军饷,如果不给这笔钱,他也头疼养不起那些人。

第一轮裁撤,撤的只剩下9万军队,第二批裁的是陈炳文带去的三万太平军,也没有闹出幺蛾子,毕竟他们的家属都在温州山区,带着军饷回家比什么都重要。比较麻烦的是从山东招的两万捻军,这些人的性质是乱匪,而且家属都带到了东北,下令就地安置,每家可以获得100亩可耕地,100人设立一个屯子,派10人驻扎。

第二轮裁撤也安稳度过。

剩下四万军队,两万闽西太平军体系,两万建宁老乡勇体系,这算是刘勇强的嫡系,通过这场战争后,已经是能跟他上刀山下油锅,风里雨里的生死兄弟,可不能亏待了。

但还得裁,这支部队虽然也很能打,能碾压大清任何派系的军队,可她毕竟还不是现代军队,不是国家军队,不是民族军队,只是俄国人兵力太少,加上刘勇强是战术大师,否则这场仗没可能赢,同等条件下,根本比不上俄军的综合战力,这点刘勇强有清晰的认识。

军事建设是一项永不能停的工作,满清的文人懂太多这样的道理,什么‘居安思危’,什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大道理一说一大堆,可就是不做,一做就是以文御武,就是文贵武贱。

所以刘勇强继续参军,精简老弱,只留下最精化的两万人,这就足以保护福建,保护东北。

但是所有队长及以上的军官一个都没裁撤,包括陈炳文的太平军体系,何名标和卢伟的花旗军体系,建宁府的乡勇体系,军官都留着,足足一万人队长及以上军官,这些经过血与火洗礼的军官,都是宝贵的种子。

军事改革,改的是制度,不是人,人的更新换代需要时间。将这批人按照现代制度整编起来,就是现代军队的军官,按照封建军队制度编制起来,就是封建军官。

所以1万人没有裁撤,而是集中培训,在学校里扫盲,不指望队长级能有多少素质,但至少得识字。识字班毕业一个就分配一个,毕业的队长,可以带着家属入住一座座正在不断由移民组成的村屯。移民流水一般从山东、河南进入东北,第一年放边就涌进来二十多万,以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几年,这一万军官根本不够用。每个村子配一个村官,刘勇强的统治力就能直达基层。

村官属于军队编制,但也要接受当地政府管辖,头上顶着两位大爷,一位官老爷,一位兵老爷。所以这个村官并不好当,没文化怎么行?

除了应付上面两位老爷,村官还得组织村民训练。100个壮丁一个村,就相当于100个后备役,拉出来就是一个营的兵力。村官负责训练这些壮丁,接受训练的壮丁家庭可以不用交税。

这相当于半兵役制,用农闲时候的训练尽到纳税义务。农业的闲忙交替周期,让农民长期以来都是最优秀的后备兵役人选,加上农民相对城市居民更加朴实一些,所以农民哪怕在现代国家也长期是军队的主力。这个现象直到德国打一战的时候,上层的容克贵族军官还担忧德国过快的工业化让农民兵员变得枯竭,导致战斗力下降。美军一战二战的主力,也是农场的大男孩,为此赢得了美国大兵称号。

而在中国历史就更悠久了,几乎所有的战争年代,农民子弟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流血牺牲最多的那群人。当然跟中国落后的工业发展有关,让城市居民还没来得及尽到义务,战争就不再发生。可从经济上考虑,培养并维护一支农兵后备军的成本,比让城市工人完全脱产当兵要低得多。

所以刘勇强设计了寓兵于农的这套严密制度。

这样往东北去的移民越多,他的兵员就越多,平时维持一两万现役精锐,战时能动员起几十万能打的后备力量,这才是现代军事制度的精粹。

移民能不能打,会不会为了保护移民国家拼命?这点毋庸置疑,现代制度本身就是反人性的,每个兵都只是战争机器上的零部件,严格的训练,目的就是让他们变成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最后不管情不情愿,主不主动,都要为这部机器运转而贡献力量。

美国刚刚结束的南北战争就是例子,林肯发布了《宅地法》,规定每个成年男人只要付50美元登记费,就能在西部领取一块60英亩的土地进行耕种,此举吸引了大量欧洲农民,尤其是德意志地区的贫穷佃农,然后美国船就等在港口,拉一船移民去纽约,直接就拉进军队,因为美国配套的征兵法案规定,每个成年男人都要当兵。最后是南方兵力枯竭,北方越打越多。这部法案也让这场战争之后,美国的移民构成彻底发生变化,德国移民数量超越了英国,成为美国第一大民族。

这些移民甚至连英语都没学会,就能走上战场成为排队枪毙的燃料,这就是现代战争,根本不需要人有思想。

这套制度开始执行后,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好副作用,曾经肆虐东北的土匪问题彻底得到了遏制。

东北存在土匪的原因,客观上是因为地方太大,土匪容易躲藏,主观上是因为清政府的不作为,不管对移民也好,对老居民也罢,都缺乏基层管理。一个个没有保护的村庄,根本抵挡不了土匪的侵袭,导致他们必须通过给土匪缴纳保护费来得到保障,这就给土匪创在了肥美的生存土壤,能够不劳而获,那些懒惰又胆子大的人自然愿意当土匪。

每一个村屯开始驻扎村官之后,这些刚从战场上走下来的骄兵悍将,拿着枪开始训练青壮,还带来了大量淘汰的军用步枪,那个土匪不长眼去碰装备比他们好,训练比他们专业的村屯?

此时就算东北地方辽阔,土匪再有容身之地,也蹦跶不下去了,有的是高山密林给他们藏身,可他们藏在山林不能抢劫为生,转而打猎为生的话,那是猎户,不是土匪。所以一开始出现了一波土匪势力的反扑,接着是慢慢消亡,有的是主动走下山回到跟他们有关的村里当农民,有的是在一座座武装村屯丛林中撞来撞去把自己消耗殆尽。这就是为什么土改后,东北匪患才能得到彻底治理的原因,因为解放军土改后,乡村领袖不再是一个个地主,而是武装起来的农民。

东北的问题解决了,山东,乃至河北、河南的问题还没解决,这里可是东北的移民来源地。

刘勇强不但关注这里的匪患,还向剿匪的李鸿章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提供贷款,帮忙采购武器,甚至培养军官,训练士兵。

山东的捻军非常特殊,这是一支让曾国藩无计可施的军事集团。不是这支军队有多么能打,而是他们跟山东社会底部融合的太好,除非把整个山东底层掀了,否则曾国藩很难彻底剿灭这支部队,这是不是一支军队,确实也不太好定义。

捻军,散则为线,捻则为军,平时就是老百姓,一样的种地,耕田,捻在一股才是一支部队。据李鸿章给自己的信中介绍,他的部队追击捻军之时,动辄追着追着就消失了,当地没有了捻子,只有一座座普通的村庄,村庄里住的都是和平的老百姓,只不过家家后院可能养着骡子,养骡子不犯法吧,他们还有劈柴的柴刀,买柴刀也不犯法。

捻军,来源于老百姓,这是一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这句评价绝不是夸张,而是现实。没有歌颂的味道,老百姓的军队也不一定就是好的。因为此地的老百姓军队,有可能去伤害彼地的老百姓本姓。

他们忙的时候进行乡村农业生产,闲的时候聚集在一起到外地劫掠,用以补充家用。这伙人打家劫舍,在道光中期就已经非常猖獗,拦官道,抢官车,根本不把官府放在眼里。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清廷依然剿灭不了他们,反倒因为太平天国灭国,大量余部溃散,进入了捻军中,给捻军带来了先进观念和组织结构,让捻军开始集合起来,形成了四个巨头,其中一个巨头就是太平军出身的赖文光。

以前的捻军,跟乡村生活高度结合在一起,当捻子是很多乡村穷苦壮丁的兼职,就像草原上的汉子,以前经常揭不开锅了南下抢一把中原的邻居度过饥荒。捻军内部的成员流动频繁,今天是捻子,发财了明天就当富家翁去了,没人把这当终生职业。李鸿章已经追查到了那个斩杀僧格林沁的捻军小将,名叫张皮绠,这名一听就底层。对方斩杀了僧格林沁之后,拿了头领的赏银,然后就走了,走了……这要是一支军队是不可想象,因为斩将升官,才是军人追求的。但这就是捻子,当捻子就是为了发财,发了财也来去自由,都是同乡,熟人,兄弟,朋友,凑在一起只是为了赚钱,为了活着。

所以以前的捻军只打家劫舍,不攻城掠地,官兵来了四散为民,官兵走了聚集成捻。所以屡剿不止,长期存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种文化,一种当地底层百姓的生活方式,同一个地方存在的一股捻子,十年后跟十年前的可能已经完全不是一拨人,但跟十年前的有可能是一脉相承,只是成员换了一茬,还不是血腥的取代,而是和平的传承。

就这种有军事特征的组织,让曾国藩栽了一个大跟头。在太平军身上练满级之后,曾国藩自认为已经是一位战术大师,指挥淮军下棋一般严密布局,结果一网围过去,一个捻子都没捞着。不得不分散军队四处自行绞杀,这已经是完全没有章法了,还向清廷解释,捻匪一日动辄数百里,根本抓不住行踪,刚收到的消息就已经过时,所以只能让手下随机应变,无法统筹组织。

当然也有淮军不听使唤的原因,但曾国藩可以在信中以严师的口气批评李鸿章,再次教他做人的道理,却真拿捻子没办法。

李鸿章的能力未必比曾国藩强,指挥战斗的水平甚至更差。但这个人有很多优点,比如善于学习,灵活多变,更重要的是,他运气非常好。

他接替曾国藩的时候,捻军正在改变性质,以前的捻军没有任何政治追求,就是当地穷苦的,没有土地的农民,闲余时间讨生活的手段,跟乡村木匠做桌椅,屠夫杀猪一样,习以为常,赚够了就退出。捻子组织也更像一个公司,人员流动频繁,组织结构始终不散。但此时他们变了,太平军成员的加入,给他们带来了政治追求,小股捻子开始合成大股,大股捻子开始合成巨头。

也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围歼僧格林沁正规军,并歼灭重兵集团的能力。

聚集起来的捻军,比分散的更容易对付,因为无法隐藏了。一支百人的捻军,一散散入十几个村庄,就怎的钻进了普通老百姓中,无法搜捕。一万人的捻军就无法躲藏了,很容易被发现,被咬住,被吃掉。但是太大股的捻军,又拥有机动作战的能力加上从太平军那里学到的大兵团作战经验,可能打不过。

李鸿章接手之际,捻军经历了小捻聚集成巨捻,然后分裂成了中捻的阶段。正是能发现能剿灭的阶段。捻军分裂成了东捻、西捻,东捻继续留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作案,偶尔北上河北吓唬一下清廷。西捻则往陕西发展,联合白帽军攻击西安。李鸿章负责绞杀东捻,左宗棠负责绞杀西捻。

李鸿章比曾国藩、左宗棠都要灵活的多,曾国藩和左宗棠采用的布局策略叫做“长圈围剿”,试图以此将大股捻军包围,全歼,毕其功于一役。李鸿章的战术叫“扼地兜剿”,他不贪,扼守要道,兜住一股吃到一股,积小胜为大胜,反倒效果很好。他还花招不断,拉拢收买,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捻子们遇上李鸿章也挺倒霉的。遇到曾国藩,左宗棠这种科班式的,喜欢用兵以正的家伙,捻军每每能靠机动优势摆脱,遇到李鸿章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反倒连连吃亏。

所以李鸿章迟早能一点点吃掉捻军,刘勇强的帮助,又让他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李鸿章写信告诉刘勇强,这些捻军往往拖家带口,妇孺孩子一起流窜,男人骑马骑驴骑骡子,妇女小孩坐车。这景象让刘勇强不由想到了赶马车闯关东的人群,其实也基本是同一群人。在山东有地的地主不会去当捻子,当捻子的基本都是除了家人,一无所有的乡村无产者。

他们无产的社会环境,是造成捻子现象的深层原因,他们无产,却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变成有产才去当捻子,这就太好办了,刘勇强有产啊,东百几百万平方公里土地,敞开了欢迎他们。

只要给了他们产业,这些拖家带口的人不但能提供劳动力,还能提供优质兵员,刘勇强紧缺的骑兵兵员。

所以跟俄国人打仗的时候,他就通过李鸿章弄来了两万捻军。这两万人可不是被李鸿章的部队俘虏后交给刘勇强的,人家是成建制向烟台移动,然后乘坐闽军提供的免费船,前往辽东投靠的。

瓦解他们的不是李鸿章的援军,而是李鸿章散发出去的,东北放边的传单。一听一个壮丁得100亩地,这些人直接就不想当捻子了,被人追着全家跑,提心吊胆的,还不如去东北开荒。

就这样捻子不断往东北跑,东捻军不断被从内部瓦解,在东北真的领到了地的捻子,回来又拉走了更多捻子。

李鸿章顺利的在同治六年剿灭了东捻,西捻则还在陕西流窜,被左宗棠到处围杀,却总是杀不干净,死灰复燃。

扯得远了,在山东捻军剿灭,东北敞开了大门吸纳山东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吉林、黑龙江放边确实提供了更庞大的土地资源和开发潜力。

但也提供了一次政治机会,从清廷手里要到了吉林、黑龙江将军的所有权力之后,刘勇强又开始搞事了,直接介入了日本和俄国瓜分库页岛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