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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维汉不负众望,准确的是不负王懿德之望,轻松解救了顺昌,将围攻的粤匪赶走。

闽西其他地方的粤匪也在快速撤离,留下了一个残破的贫瘠之地。闽西本就贫瘠,粤匪所经之地大多如此,经此劫难更加残破。到处都是土匪流寇,王懿德不由恼恨,这些人为什么不跟这粤匪一起离开呢?

闽贼一旦离境他就封关,他才不管这些人跑去江西会干什么,那是曾国藩的事情。

曾国藩此时也头疼,但却不像王懿德那么小气。江西本就不是他的辖区,他也没什么辖区。这或许是他能做大的原因之一,有了辖区,那些没有大局观的督抚一个个关门自守,都只想着把贼赶到别的地方就万事大吉。

曾国藩坐镇江西,他始终没有进入福建。当他奉旨结束守丧之时,目的地是浙江,还没到浙江又皇帝命令去救援闽西,到了铅山,他索性不去了,因为一队队太平军进进出出,在闽西赣东流窜,他判断江西才是真正危急的地方,事实未必真的如此,但他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说的。

他上奏皇帝:“入冬以来,察看入闽出闽之贼,势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景。在衢州数月,进不敢逼严(州)、杭(州),东不敢窥宁(波)、绍(兴),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其时制军(王懿德)虽在延平,可兵不满万,气极散漫,以此卜之,贼无悍志,无远略。”

曾国藩一眼就看出石达开如今的军队跟以前无法同日而语,以前作战飘忽不定,那是因为精锐在手,而且人心齐,可以做大规模运动战,如今运动着人可能就跑没了。所以他在衢州只能强攻,只能围城,能够机动的只有石镇吉带领的少量老弟兄。

说石达开无悍志,无远略,则是跟曾国藩相比。曾国藩或许也没有什么远略,看不到两步、三步,四五步以后的棋局,但他只要认定了眼前,就能排除万难,坚定的走下去。这种战略执行力,太平天国中确实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

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幕府,甚至比皇帝和朝堂上那些大臣还要坚定。

虽然石达开在江西和福建还在蹦跶,但他的目光已经看向了南京,或者说始终都看着南京。他用结硬寨打呆仗的方法,一点一点往南京推进。一路上留下一地死尸,湘军的,和太平军的,所有牺牲都无法撼动他坚强的内心。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开进南京城,结束这场大劫的场景。

“一年之内,天下太平!”

接到圣旨之时,曾国藩就认定,粤匪蹦跶不了一年了。

他回家守孝之前,根本想不到局势会如此发展。当时是他的至暗时刻,一起起兵的大将先后阵亡,所有地方官都排挤他,军事上被困在南昌几入绝境。这时候他爸还死了,当时给皇帝上了个奏章就跑回老家了。

之后以前经常下旨斥责他进军缓慢,斥责他剿匪不力的咸丰突然换了副口气,开始要他出山。起初曾国藩像一个受气的员工一样,将自己受到的委屈哭诉一遍,提出了许多条件。他要求皇帝直接给各省下令,保证湘军军饷。他甚至想要获得地方职权。

当他提出这些要求后,突然咸丰同意他守丧了。

这下子轮到曾国藩郁闷了。因为局势陡变,天京变乱的消息传开,战场形势发生逆转。攻入武昌杀死那个排挤自己的湖北巡抚陶恩培杀死的太平军断粮了,胡林翼甚至有机会劝降悍贼韦俊。最后韦俊拒降,带兵突围,武昌收复。

下游的九江,为了攻击九江塔齐布累死在这里,接替的鲍超也在九江守将林启荣断粮的情况下,攻陷九江斩杀一万多死守了三年多的悍贼。接替战死在武昌的罗泽南的李续宾打的更好,带着老师罗泽南留下的湘军精锐,趁势东进,攻占了安徽大部分地区。

彭玉林等湘军大将,在江西大反攻,已经收复了除吉安外江西大部分地区。

还有他的九弟曾国荃,也拉起了湘军从赣南反攻,一步步收复江西,打的也不错。

当初他在湘潭编练湘军的时候,几个弟弟都来过,想要帮他。当时他知道这是苦差,将弟弟们都赶了回去,告诉他们,如今的国事,多一人无益,家里却少一人则损,让他们安心待在家里读书。其他弟弟都听话,只有曾国荃跟他吵了一架。

这个弟弟比他聪慧,就是太倔强。他在北京当翰林的时候,曾国荃去住过几年,当时就不听他的话,明明有许多缺点,就是不改。

没想到这个哥哥眼里不成器的弟弟,在别人眼里却能得到公正的看待。吉安府知府黄冕上任前,路过湖南,去曾家拜访,一眼就看中了曾国荃,向巡抚骆秉章申请,招募了一营湘军一起前去救援吉安,这支湘军从而称作吉字营。

曾国藩守孝一年,结果没有他,湘军各部反而打的相当不错,将太平军彻底挤压在了南京附近一小块区域,而且还被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压制着。

在大好形势之下,曾国藩不得不慌。加上左宗棠写信批评了他,说自古金革之事无避,带兵之人是不能因为守丧丢下军队的。同时守丧期间,曾国藩深深的进行了反省,虽然他之前对同僚排挤非常苦恼,可为什么别人都排挤他?难道只是因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看到了好友胡林翼,人家也很出色,同时还混的风生水起。从胡林翼身上吸收了很多优点,他放下了身段,开始跟谁说话都客客气气,改变自己的性格去适应环境。

所以当浙江紧急,胡林翼等地方大员纷纷启奏让他出山的情况下,皇帝一纸诏书,他这次再也不敢提要求了。乖乖奉旨出山。

离开湖南之前,就给湘军各部下达命令,让他们抓紧朝闽浙赣边境集结。

当他来到江西,察觉已经不需要去救浙江和福建了,此时目光只能投向南京。

恰好此时,他九弟曾国荃终于成功拔除了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一个据点吉安。

曾国藩的眼睛在南京,刘勇强的目光却看向了北京。

此时已是咸丰八年年底,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爆发。英法两国各有理由,法国人的理由是马神父事件,这是一个未经许可擅自进入清朝内陆传教的神父,其传教的地点很敏感,他选择了广西一带。太平天国在广西一闹,这里的人都知道了有一个叫做爷火华的上帝,所以教会非常热情。当地官府早就被太平天国弄怕了,以为马神父搞得也是这一套,于是西林县官府将其关了十几天,出狱后马神父逃到了贵州,此时云贵玩的是另一套,杜文秀正在搞起义。

大概是觉得还是广西的群众基础更好,马神父又跑回了广西西林县,这次还带了一个从贵州带回来的寡妇,让寡妇去妇女中传教,因为他一个男的很难见到当地女人。这次马神父又惹事了,被告到西林县,状告马神父诱拐自家妇人。西林县令又把马神父抓了,这次惩罚的更狠,让他站枷笼示众,结果马神父身体不行站了一天一夜给站死了,去见上帝了。知县还不解恨,将其尸体枭首示众。

这就给了法国人兴师问罪的道理,一方面法国历史上是西欧蛮族第一个受洗接受基督教的,法国人尊奉为开国皇帝的墨洛温带着法兰克人接受了洗礼,所以一直被称作天主教的长女,至于更早的意大利,人家是父亲嘛。这个长女历史上非常强大,于是法国渐渐获得了一种叫做‘护教权’的历史权力。天主教发生任何事,法国都愿意出头,已经形成惯例。

所以这次马神父事件,在欧洲人看来,法国人绝对有动武的理由。

英国人就比较牵强了,因一艘注册在香港的中国商船,在珠江上被官府搜查,抓走了藏匿在上面的几名海盗。英国广州领事巴夏礼借机干涉,提出释放船员并向大英帝国道歉等多项无理要求,威胁不接受,就攻击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迫于压力释放了海盗,但拒绝道歉,因为他声称,搜查海盗船的时候,并没有扯下英国旗帜侮辱英国,事实上是,这艘船的注册执照早就过期,已经六天没有悬挂英国国旗。

相比法国人的理由,英国人的理由其实主动找茬,2000年以后英国人承认了这一点。

但此时却以此为借口,攻击了珠江炮台,联合法国发动了战争。

真实原因其实还是利益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有12年换约的约定。但到期后,咸丰皇帝拒绝跟英国人谈判,而英国人又不满足南京条约里得到的特权,十几年来没有得到他们的预期,他们想要更多,想开放更多口岸,想进入内地做生意。于是就开始寻找机会,在打一场。

咸丰七年,两个强盗勾结到了一起,决定一起出兵。并攻占了广州城,俘虏了叶名琛,以此为威胁,要去北京重新谈判。

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福建危机之时,没有外省军队救援的原因之一,因为邻省广东已经自顾不暇。

现在福建安全了,广东的事情还远没有结束。英法联军想去北京换约,谈判,可咸丰根本不想见他们,派人一个劲的让他们南下,先是让去广州跟两广总督谈,后又让去上海跟两江总督谈,总之不能见皇帝。

皇帝不肯见洋人的原因是,洋人不肯下跪,这在礼法大于天的清朝不可想象,一旦皇帝当着大臣的面跟洋人平起平坐,让他会觉得某种东西被刺破了,天要塌了。英法联军却坚持要见皇帝,觉得清朝官员来回推诿没有诚意。

缺乏理解和沟通的结果是,最后英法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这是一件大事,一个国家首都失陷,影响不可能不巨大,历史上首都失陷而没有亡国的朝代屈指可数。

刘勇强思考着他能从这件事中找到什么机会。

“跟着英法联军一起进北京?”

站在民族感情上,这种行为非常无耻。不过要是能因此推翻满清政权,刘勇强根本不在乎被国人骂死。

他思考了很久,发现即便是给洋人当狗,帮洋人打下满清首都,自己也无法取而代之。但他隐隐觉得,肯定能从中找到什么机会,也可能是一种错觉吧。

想了很久,不得不收回目光,将目光收回福建,收回闽西,收回延平府,收回顺昌县。

他刚刚帮陈维汉一起救援了这座县城,为什么肯帮忙,因为对方给钱了。

“陈知府,该结账了!”

“好兄弟,容我两天。”

“我特么要等你几天?”

“等我上任,上任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