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引起非常大的怨恨。（坦白说，宋璟这样干是严重违反司法程序正义的）
他们不满，但是在正常管道下无法表达。碰巧这时候发生旱灾，而民间传说是因为旱魃的出现，而旱魃出现又常常代表有冤狱，所以就有人想出这么个点子来让皇帝知道。
有一天，李隆基在看戏时，戏上的演员突然扮成旱魃的样子出来，这时只见戏中的丑角问他：
“你怎么出来了？”
“是因为相公（唐称宰相为相公）的缘故啊！”扮演旱魃的演员这样回答。
“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讲清楚！”丑角又问道。
“现在有三百多人被羁押在狱中，有冤难伸，我这个旱魃也就不得不出来了！”
李隆基听到，心念一动，叫人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一件事，于是对宋璟开始不太满意。
而不久后，宋璟跟苏颋两人又上疏请求严格禁止恶钱流通。因江淮一带恶钱最为泛滥，所以宋璟派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严格取缔恶钱，要求不准使用。萧隐之前往后，雷厉风行，激烈打击恶钱的使用，结果让当地市场的商业几乎停止运作，不但打击富豪商人，市井小民也深感不便，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反对的声浪不绝于耳。李隆基于是贬谪萧望之，并让宋璟跟苏颋下台，宋璟转任开府仪同三司，苏颋转礼部尚书。
事实上恶钱在历朝历代凡是有铸币的都会发生，西汉的五铢钱的恶钱据说轻薄如纸，被戏称为“荚子钱”（意思是指跟豆壳一样轻），但是唐代确实特别严重。那恶钱是怎么产生的？
（连载更新）
司马迁货殖列传有一段话，可以说明商业市场的本质：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这段话其实很像亚当斯密斯（adamsmith）在国富论提出的，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透过“它“自然的运作可以让经济最有效率；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时，社会也达到利益的最大化。
恶钱为什么会产生，是因为货币铸造的权利被收归国有。民间不得自行铸造，盗铸货币既然是违法的，那索性偷工减料盗铸成分不足（铜含量不足）的钱币，利润更大。
其次，唐朝在开国近百年后，长期的和平使得经济发展加速，交通的便利及长江以南的大幅开发，让商品经济大为发达，交易需求大幅上升。根据货币理论，在流速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发行量跟交易的总数量呈正比，当商品交易大幅上升时，货币就会不足。货币不足，恶钱就会被容易被接受，跟正常的货币一起被使用。
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拿到好钱的人会把好钱收藏起来，而只把坏钱拿出来使用，所以一段时间后市面上会都是坏钱在流通，那怎么办？没关系，一段时间后，百姓都知道恶钱是比较没价值的。好钱是比较有价值的，好钱恶钱就会产生一定的交换。所以恶钱其实对民间影响不是那么大，时间久了。盗铸恶钱的效益就会下降，最后就会趋同于材料+铸造费用，没有太大的利润可图。
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处理恶钱应该双管齐下：一方面增加政府钱币的供应量，一方面由国家出面管理铜矿，提高铜的市价，降低私铸铜钱的获利空间；以上两点如果能做到，再来加强重罚私铸铜钱的行为，而对于已经流通的恶钱，应该采取公私分离的态度，即在公场合（政府部门收税及支出时）一定使用正钱（开元通宝），但老百姓私下交易时如果采用恶钱，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样一来，恶钱就算不会大幅减少，其价值也会逐步降低，大家就会排斥收取恶钱，而政府在适当的时候，采用一定比例将恶钱回收重新铸钱，恶钱就会减少。
事实上在开元六年的时候，李隆基也下令禁止恶钱，同时收集民间的恶钱熔化。那一次的禁钱令主要执行地点是长安/洛阳两大都城，也造成很大的动荡。市场大乱，生意几乎完全停摆。当时是宋璟跟苏颋两人建议动用太府寺存款两万串，来购买人民卖不出去而政府可以使用的商品，同时也让两京的文武官员预借薪俸（可见长安洛阳是靠政府消费为主的都市，跟现在的北京一模一样），钱提早流入市场，危机才解除。
但这一次的主要禁止地点是江淮一带，恶钱不准流动后，新钱无法有效流入，就造成钱荒，货物无法有效交易，商人蒙受很大的损失（钱收不回来，货卖不掉，资金无法周转），百姓手头没有正钱（开元通宝），也无法买到商品，很不方便。
造成问题后，皇帝没办法，只好替罪羔羊出来，恶钱的事，表面上还是禁止，但实际上大为放松，恶钱当然再度在市场流通。
宋苏两人挪窝后，李隆基点选京兆尹源乾曜当黄门侍郎，并州（山西太原市）长史张嘉贞当中书侍郎，两人都兼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源乾曜对我们来说是老朋友了，就不多介绍；而张嘉贞能够从并州长史的位置回到中央任宰相，算是很大的提升，为什么能提升这么快？主要是在开元六年的时候，张嘉贞担任天兵军使（天兵军团指挥官，驻扎并州，不过天兵这名字也太好笑了……）时，有人检举他在军中贪赃枉法；政府派人调查，发现不是事实，皇帝很生气，打算命诬告者反坐（诬告者接受其诬告罪名的刑法）。张嘉贞上疏说：“他的行为虽然不端，但如果现在处罚他，恐怕阻挡言论管道。让天下事无法传到陛下耳中，我建议特别赦免。“那个人遂得免除斩首，减刑一等。李隆基很赏识张嘉贞的忠心。所以本次职位调整时就提拔他当宰相。说实话，这种伎俩实在太过老套。没想到李隆基竟然还吃这一套，无语！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初，当宰相还是源张两人时，有一个担任监察御史的小官（正八品）上书谈一件事，引发了唐朝中期最大的经济改革运动，这个改革运动持续了将近十年，而且其政治盟友之一操纵了开元天宝年间二十余年的朝政。这个小官员叫宇文融，其政治盟友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林甫。
宇文融出生于世家。其父系家族出自于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的后裔，母系家族是京兆韦氏，外祖父及二位舅舅都当过宰相，史书记载：“十数年间，一门三相，衣冠之美，振古难俦”。他的祖父宇文节也在唐高宗李治时期当过宰相，可惜因为卷入房遗爱的谋反案件中，被贬到桂州（广西桂林市），所以宇文融的父亲宇文峤只当到了莱州长史而已。而且历史上几乎没有宇文峤的任何记载。
宇文融少年是不是很喜欢读书，特别是对诗词歌赋没有太大的兴趣。在学堂上，夫子在教古文时。他也只是人云亦云，没有特别的天分。
成年后，宇文融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没有录取，所以只能走门荫的路线。本来按照规定，他祖父曾经加银青光禄大夫，可以荫一子从七品下，荫一孙从八品上。但因为宇文节曾经被流配，宇文融出仕时难免受到影响。所以不是太顺利，经过一阵子资历的累积。在开元初期，才当到到富平县主簿（正九品上）。按照这种情况，宇文融根本没有机会爬到太高的位置。
但宇文融并不因为自己担任的是小吏就自暴自弃，他似乎天生对管理财政有天赋，在富平县主簿的任上，整个县的户数，应缴纳的税赋，田地数的账目，都一清二楚。富平县属于京兆府，在京兆府的县份中，富平县总是在最早就将应交的赋税缴齐，而且财政帐目一清二楚，富平县令觉得自己有这个部下实在是太幸运了。
有一天，时任京兆府尹的源乾曜到富平县巡视，县令照例要向府尹汇报该县的状况，但县令报告的七零八落，而当府尹问一些细节问题时，县令更是一问三不知，源乾曜觉得很奇怪，因为富平县平常表现在所辖的县中是最好的，为何县令表现这么差？
眼看县令无法招架，宇文融决定挺身而出，他告诉源乾曜，县令因为前一阵子身体不好，这些地方事务都是由他代为处理，可否由他来代替县令回答府尹大人的问题？
源乾曜看了一下这个三十来岁的主簿，面貌并无特殊之处，但跟他的目光相对后，对方一对眸子透出精明干练的神气，叫人不敢小视，不禁有些动容。
(近日更新）
源乾曜随口问了一些县里的状况，例如当地的农产状况，农民生计，征税情况等，不料这位主簿侃侃而谈，其中最让他惊讶的是这位主簿对这些问题不但完全了解状况，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大人，如您所知，富平县在京兆附近算是土地比较肥沃的地方，加上靠近京城，当地豪强结合朝中官员或是皇亲，在这里占有土地超过政府规定的有很多例，而且大多是比较肥沃的地段。自开国以来，这几年没战乱，人口增加很快，土地不够分配，再加上有不少人在荒年时交不起租调（唐朝的税赋政策为租庸调；简单说，租就是缴交粮食，庸就是服劳役，调就是缴交布匹），就将土地转给当地豪强。如此一来，贫者越贫，最后只好流亡他乡，所以本县人口这几年下降的很快。”
“另外为了逃避租调，本县还有很多人利用关系取得僧籍，这样就可以不用交纳赋税。这些人不但将原有的田产出租给别人收取田租，还娶妻生子，或是吃肉喝酒，不守清规。”
源乾曜当京兆尹的这几年，对下属的这些县份也有所了解，就他从别的县份所听到的消息，这位主簿所讲的，大抵是事实，但过去没有人讲的这么明白，这么透彻。源乾曜不禁想了解，对这些问题，眼前这个人是否有什么解决之道。
“那你认为朝廷该如何处置？”
“小人只是区区一个九品主簿，大人所问的问题，题目太大，应该由朝廷重臣来商讨，非小人可以置喙。”
“但说无妨，权且当做是纸上谈兵，如何？”
“大人既然这样说，小的就斗胆试言几句”
这时源乾曜看到眼前这位小吏似乎一下子变高大了许多，脸上也充满了自信与光彩，他情不自禁的集中精神，听着这位小吏在那儿侃侃而谈：
“小人认为，当今第一要务，乃在于括户（检校户口）。当今各州县，人口流动迁移甚多，但各州县因为自身原因，增加人口的州县不愿主动提报，以免增加租调负担；而人口减少州县，少数据实以报以减轻负担，更甚者担心户口减少会使考评被列为下等，于是不上报，这样所增加的租调需要有出处，就会被摊派到没有权势的老百姓身上，增加他们的负担。”
“如果进行括户，朝廷就可以知道各州县的实际户口数量。对于流亡的户口，我建议凡是已经在当地占有田地者，应该命令他们调整户籍，归为流亡所在地州县的户籍；至于没有占有土地的户口，可以由政府补贴旅费，命令他们前往户口较少的地方，如江南/岭南等地开垦荒地，开垦出来的土地，朝廷在租调上给于适当的优惠，以资鼓励；另外如果有愿意返乡的，州县因该协助他们取回被侵占的土地，或是调整职田（朝廷发放给官员的土地）及寺庙占地的田地，这些田地也可授予返乡的流民，如此一来，流民得以安置，朝廷对租调有所掌握。加上籍户口数必然增加，朝廷财政也可获得喘息，遇到天灾或是边境有战事时，才有余裕来处置，这是一举多得的善政。”
源乾曜表面虽然不动声色，心中却是十分佩服。听完后，他问了一句：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
“宇文融！”
“平昌县公宇文节可跟你有关系？”
“正是先祖父！”
“好，宇文融，我记住你了！哈哈哈……”说完头也不回的就离开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