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对农民的宣言》中，强调：“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中心是土地问题。”可谓，对小农时代中国的国情分析的再透彻不过了。
“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直是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历来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历代统治者最为头疼的疑难问题。
处理得当则农民安居乐业，政府财政收入得到保证；处理不当则将导致民不聊生、社会秩序紊乱，甚至揭竿而起。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孟子显然就曾认识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他主张，要给农民几亩地，种上桑麻和庄稼，并且保证农民的劳动时间。
让农民有吃有穿，在老的时候还可以吃上几口肉（其实人老了，牙都掉了，还怎么吃呀）。这样的统治就是仁政，这样的君主就是明君，这样的社会就小康社会啦。
李世民几乎将孟子的政治理想全部变成了现实，他忠实的执行者了儒家关于未来社会的种种构想。孟子老先生泉下有知可以安息了！要是他有机会来唐朝看看，一定会激动的不想回去的。李世民的基本做法就是，全面、彻底地推行均田制和与之相配套的租庸调制。
中国古代有些制度精彩到让人拍案叫绝，均田制便是其中最经典的制度之一。均田制，在中国古代，乃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项绝妙的土地制度。一旦战乱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荒芜，土地就会流转到政府手中。
政府便可以把手中的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农民有了土地便能安分守己，有利于社会秩序安定；另一方面。政府的赋税也增加了。这才是真正的一举多得的奇谋妙计啊。
这项制度开创于鲜卑族统治下的北魏，以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前期等时期都曾推行过。其中，以唐朝推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效果也最明显。政府根据所掌握土地的数量。授予每个成年男子几十亩土地，称为“计口授田”。
李世民深知均田制的好处。因此即位以后当即大力推广这项利国利民的制度。俗话说“不废不立”，一个王朝刚刚建立时，面前除了烂摊子外，实际上也有很多机遇。豪强权贵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改革的阻力就会小很多。因此，唐朝规定：
标准一：对百姓授田
18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丁男），每人授给土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按人口数分的田地）。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或死后要归还政府。20亩为“永业田”（可以永远作为私产继承的田地），可以传给子孙继承。6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有顽疾者、残疾人，只授给“口分田”40亩。守寡的妻妾授给“口分田”30亩，如果这些人是户主，就再授给“永业田”20亩。所有授田标准，在地狭人稠的地方都要减半执行。
标准二：对贵族、官僚授田
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等），可以依照爵位申请受“永业田”由亩递减到500亩。一品至九品的官员所授“永业田”由6000亩递减到200亩。
但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唐朝的均田制以男丁为单位。而北魏以来，都是以户（一夫一妻）为单位来授田和征税的。
和尚、道士分田30亩，道姑、尼姑授田20亩。这些土地都成为寺院的私有土地。这反映了唐政府对寺院和道观在经济上的重视与扶植。
唐朝一般妇女、奴婢等都不授田，体现了女子地位的下降。
从事工商业的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按普通农民的标准减半授田。在地狭人稠的地方则不予授田。这体现了商人地位的卑微和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
均田制下的土地，一般都不能任意买卖。但是，贵族和官僚的“永业田”是私产，可以自由买卖。普通老百姓无力丧葬的、因为犯罪而被流放的和合法迁徙的人，才可以出卖土地。“口分田”则不允许买卖，除非你要搬家到地广人稀的地方。
其六，唐朝以前给耕牛也要授田，一头牛要给分60亩地。牛是财富的象征，更是生产力的标志。那就是古代的拖拉机。唐朝把这项给取消了，反映了唐朝人地关系比较紧张。已经没有那么多空闲的土地再分配给牛们了。
与均田制配套的赋税制度是租庸调制。凡是接受政府均田的人家，都要缴纳一定的赋税并服徭役。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向国家：按土地多少缴田租。粟（谷子）2石（dàn，合240斤），称作“租”；按户数缴户税，绢2丈（约合6.7米）、绵2两或布2.5丈（约合8.3米）、麻3斤，称作“调”。为什么中国人对“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等津津乐道？除了天伦之乐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分家就可以只向国家缴一份户税！长期以来中国的赋税制度，侧重于地租、人头税和户税等。而户税是按户征收的，同样是10口人，要是一大家子，就只用交一份户税。而要是分为三四户，就要交三四份户税！所以，从减少开支的角度看，一大家子过日子会节省一些。分家既不划算也很为难，要搬家就更难了。实际上这样，统治者加强对人民控制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也是中国式农民的智慧和生存之道啊！此外，还要去服徭役20天，如果不愿意去可以给政府交6丈（合20米）绢或7.5丈（合25米）的布来代替服役，称为“庸”，这实际上是一种代替徭役的“代役税”。如果丁户愿意在20天徭役外，再多服役15天，政府就免去他的“调”。要是愿意再接着干30天那么“租”和“调”就都免了。也就是说。一家的成年男子要是愿意一年中给政府服65天徭役，那么他们家一年就什么都不用给政府交了！地可以白种一年了！一年中可以有整整300天，在自己家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或是种地，或是干点别的事情了。这在中国古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美妙生活呀！尤其要是和暴虐的秦朝、隋朝比起来。人们简直幸福的要死。即就是单单可以拿绢或者布来代替徭役的政策，已经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了。因为，农时最重要、劳动力更重要，农民要是交了这种代役税就可以专心专一地在地里干活了。这样一来，农业的土地和时间都有了保障。李世民真乃是孟子的好学生啊。
总体看来这项制度的实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有着十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在最初实行的几十年里。均田制是一项神奇的制度。它的实施缓解了土地兼并的形势。保障贵族官僚地主利益，但限制他们占田过多。在授田时先给穷人再给富人，还限制百姓出卖自己分得的土地，以期农民也能拥有一定数量的生活保障。它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使农民摆脱豪强大族的控制成为国家编户齐民。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有利于缓和农民的反抗，使劳动力与土地结合。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最终，巩固了李世民以及整个唐朝前期的统治。
但是，这项制度也有一些无法弥补的缺陷：
其一。政府手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土地才能实施均田制。而用来授田的土地只能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在相对和平时期，缺乏无主土地，所以均田农户实际授田则很少。
其二，均田令规定的受田数量，指的是应受田，也就是按政策、在理论上受田的最高限额。但是，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不断增加。再加上“永业田”又不退还给政府，迟早会有无田可授的一天。所以。均田制从一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还给官府，但实际上能还田的很少。
其三。按理说这些国有土地是不能被兼并的。但是，农民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微遇到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还有些无法无天、神通广大的地主老财什么的，通过各种途径对均田的土地进行侵吞。导致土地逐渐集中到一些大地主手中，而这些人大多财大气粗又或者与官府有勾结。从而，使政府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均田制也没法推行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北齐、北周、隋朝等朝代都在推行一段时间后遭到破坏。唐朝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终于在坚持实行了160多年后，以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法为标志，宣告废止。
政通人和，行政效率提高；物阜民丰，人民生活稳定。就这样，在李世民及其领导班子的共同努力下，经过点滴的积累、勤恳扎实的工作，一个万众注目的盛世终于要展现在我们眼前了。
皇帝的政治业绩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关系。李世民以其巨大的建设成就威加海内，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荣誉，也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万民的尊敬与膜拜。很少再有人追究他“玄武门之变”的“微小过失”了，因为他确实是一位千载难逢的伟大君主。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李世民就是这样视臣子如手足臂膀，视百姓为权力基础的圣明之君。他是唐朝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书法家，堪称古代皇帝中的全才和佼佼者。由他开创的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是盛世中的典范。他为大唐长达130多年的盛世，奠定了无比坚实的基础，并将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推向鼎盛繁荣。
“盛世”，当然是一个人人向往的时代。但又不一定人人有幸遇到。“盛世”两个字，是中国古代对一个时期全方位鼎盛的最高肯定，可不是什么人想这么叫都可以的！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盛世呢？
“盛世”一定要符合以下标准：总体看是一个安定兴盛的时代，指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具体来看：
内政方面
政治清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生安定、科技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民族凝聚力强等。
其二，外交方面
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对外交流活跃、影响力大、外邦臣服等。
上古时代的尧舜盛世；
夏朝的少康中；
商朝的武丁中兴；
西周的成康之治；
西汉的文景之治、武帝盛世昭宣中兴；
东汉的光武中兴、明章之治；
西晋的太康繁荣；
南朝宋元嘉之治；
南朝齐永明之治；
南朝梁天监之治；
北魏的孝文中兴；
隋朝的开皇之治；
唐朝的贞观之治、永徽之、武周之治（女皇武则天，又称“贞观遗风”）、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唐宣宗李忱）；
北宋的咸平之治（宋真宗赵恒）、仁宗之治（宋仁宗赵祯）；
南宋的乾淳之治（宋孝宗赵昚〈shèn〉）；
辽朝的景圣中兴（辽景宗耶律贤、辽圣宗耶律隆绪）；
金朝的大定之治（金世宗完颜雍）明昌之治（金章宗完颜璟）；
明朝的洪武之治（明太祖朱元璋）、永乐盛世（明成祖朱棣）、仁宣之治（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弘治中兴（明孝宗朱佑樘）、万历中兴（明神宗朱翊钧）；
清朝的康乾盛世（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禛、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等。这已经是33个了！但是，这里边的水分很大，真正货真价实的连一半都不到。最起码南北朝和辽、金、宋都只是局部统一，怎么能算是盛世呢？有些材料上甚至把更多的时期也算了进来充数，好像脸肿了就真成了胖子。比如，同治、光绪时期所谓的“同光中兴”。连国家主权都被破坏了，割地、赔款的，怎么敢称自己是“中兴”呢？我真替某些虚荣的人感到惭愧啊！
所以，公认的著名盛世也就是：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时期了。当今，有舆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繁荣昌盛，正进入继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清“康雍乾盛世”之后的“第四个盛世”。按照我们所说的标准，今天的中国无疑属于盛世。但是不是第四个？这就不好说了。这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我们不必细究了。
贞观之治确实是个伟大的时代。这是唐朝的第一个盛世，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开创了基业。那么，它是怎么出现的呢？
隋唐更替之际战争频繁。一方面人少地多客观上为实施均田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心思定的大好局面。盖世英主李世民抓住机遇，适时调整了他的统治政策，纠正了隋朝的种种引起民愤的暴政。
27岁的李世民。意气风发、励精图治，善于用人、勇于纳谏，又要求大臣廉洁奉公，政府轻徭薄赋。在大唐君臣和全国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以李世民年号命名的伟大的时代，终于在人们的翘首期盼下如约而至了。
23年间，唐王朝在李世民的领导下，文治武功均有所发展，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盛世。他对内整顿国家制度。尊重黎民百姓，安定民生；对外扩大了唐帝国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及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军事兴盛的全盛局面。具体看来：
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才。他即位后，广开言路。不断扩大谏官的权力，匡正自己的言行。
他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主持精简机构、淘汰过剩官员；派李靖等13名亲信作为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查官员作风。还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并把他们的功劳和过失都写在自己寝宫的屏风上，作为其升降奖惩的依据。
贞观六年（623年）时，唐朝政府文武官员仅有642人。我们难以想象那个时候的唐政府是如何高效运转的？官员们必须兢兢业业。因为他们的皇帝勤政爱民，更因为官少事多实在是没法偷闲啊。所以。百官都自励廉能，政府效率大大提高。
李世民时代还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王朝”，这应该是他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当然，这里所说的“没有贪污”，指的是贪污行为极为罕见，且贪污的数额不大，贪污现象是很难被完全杜绝的。后世对这一时期政治风气和廉政建设效果的夸大，恰恰反映出人们对明君和盛世的期待！即便如此。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在李世民的率先垂范下，官员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他前后任用的20多位宰相，个个都是正人君子与清正廉洁的表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用残酷的刑罚来惩戒贪污，而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在一个精明自律的统治者面前，官吏贪污的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
明朝的朱元璋对贪污的处罚最为严酷，贪官一律处以剥皮的酷刑，但明朝的贪官之多却属史上罕见。
当代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柏杨曰》一书中，将李世民统治时期称为“无冤狱的时代”。并提出“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看它的监狱。要想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看他的司法。”李世民强调，法制的初衷不是防范和压制人民，而是除暴安良和对于官员营私舞弊者的打击。他任用最为公正清廉的大臣戴胄为最高法院副院长（大理少卿）。戴胄先后多次冒犯李世民的威严。纠正他在处理司法案件时的感情用事，李世民都最终接受。所以当时，天下没有冤狱，或者说冤狱很少。戴胄公正如包拯，但比包拯位高权重，所以他对贞观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司法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
政治开明，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百姓心中就没有多少怨气。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铤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这一时期的犯罪率才会急剧下降。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
李世民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注意轻徭薄赋。即使不得不征发徭役时都会尽量避开农忙时节。他还崇尚节俭，曾经下令免去各地进贡奇珍异宝的义务。这既减轻了百姓负担。又防止了地方官借机敲诈，从而使农业及民生得以不断发展，使人民衣食无忧、安居乐业。
唐初关中连年灾荒，李世民多次开仓赈济灾民，还准许老百姓去别的州县讨饭吃。而在小农经济的时代，政府一般是不允许农民自由迁徙的。否则你跑了，政府找谁征税、征兵去？李世民一改杨广父子的抠门做法，用的粮食里就有隋朝遗留的。他还拿出自己府库里的金银和布匹，帮助灾民赎回自己的儿女，使灾民得以平安度过荒年，而没有发生“恶性群体事件”。终于使唐朝出现了国泰民安的局面，并逐步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推向鼎盛时期。
李世民个人文化素质很高，也清醒地认识到了文化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大力奖励学术，组织文人士大夫孔颖达等人修定《五经正义》。在长安设国子监，聘请知名的儒家学者出任学官进行管理和授课。还鼓励周边各民族、各国（新罗、日本等）首领把子弟送来留学，学习先进的汉族文化。国子监的学生多的时候达到上万人，极为壮观。他设立弘文馆，征集图书2万多卷。同时，重建地方州县学校，卓有成效。李世民是古代帝王中，重视教育的典型代表。“物阜民丰，斯文鼎盛”的大唐。不是单纯物质、国富兵强的简单堆砌，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繁荣和积淀。
其四，民族关系：
李世民时代多次对外用兵。先后平定突厥、薜延陀、回纥、高昌、焉耆、龟兹、吐谷浑等，联姻吐蕃。加上他能维护外族风俗。并建立都护府制度，“天可汗”李世民已然成为当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最高象征。
其五，对外关系：
李世民时代，对外交通及贸易得以加强。对外战争取得连绵的胜利，连续百余年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唐朝声威远播，万邦来朝，李世民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唐王朝的国际威望也达到了顶峰。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强大。越敢开放；越是开放，就越强大。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汉、唐、元等时期，正是以这样的政策和气度，成就了数百年的辉煌。
而后的明清以海禁和闭关锁国自我束缚，逐渐走向没落。唐朝就是空前开放的朝代，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其地位比今天的美国纽约要高。
李世民对外国人入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但是对中国人出境管理较严，因为实在没什么必要出国。他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更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大唐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
外国人在中国可以享有“国民待遇”。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通婚定居、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做了部级高官。
所以，那时的大唐，是世界各国使者、商人、学生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大唐，来这里发挥自己的专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很多人就不愿意再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据记载。当时就有70多个国家的使者，长期在华居住。
生为唐人是一种自豪！君不见：《西游记》里。唐僧只要一说“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别人马上都会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待如上宾？所以，这句话内涵极其丰富，经常会收到奇效。一张慈眉善目的脸，一颗虔诚的礼佛之心，一个“贞观之治”下上国的雄厚国力和文化底蕴都成了他的支撑。唐僧走到哪儿都说，快成他的一句口头禅了和一张通行证了！
下面是一则，关于“贞观之治”引用率最高的一则史料：
唐朝史学家吴兢的《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年间）“官员大多清廉谨慎。王公贵族和豪强地主们都畏惧法律的威严而收敛，不敢欺负老百姓。商人在野外宿营，都没有盗贼骚扰。监狱里经常空着，遍地是牛羊，外出都不用关门。
连年丰收，一斗米（合40斤）才三四个铜钱。旅行的人从长安走到岭南，从上东走到海边去都不用带粮食，可以在路边买到。……这种情况是自古以来都没有过的。”
总之，李世民用了23年时间几乎建立了一个千百年来大家梦寐以求的“开放社会”“和谐社会”“理想社会”：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内外安宁、秩序井然、民族和睦、万国来朝，各项事业均兴旺发达。李世民究竟是如何把这个庞大帝国治理如此井井有条、欣欣向荣呢？让我们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一次翠微宫（唐朝皇家著名四大行宫之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的君臣座谈中，李世民在对大家总结他的成功秘诀时谈道，他之所以做了很多古代帝王都做不到的事情，主要原因有5条：
古代很多帝王都妒忌别人的才干，而他发现别人的长处比发现自己的长处还高兴。
每个人的行为和能力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他总是注意欣赏别人的长处。
领导者往往对所谓“贤才”视如珍宝，对于所谓“劣才”弃之如敝屣。而他会敬重“贤才”、怜惜“劣才”，使优劣之人都能得到合适于自己的位置。为了制衡过于正直的“清流”官员，李世民也会任用一些有能力但品行不是很端正的官员。说白点儿，皇帝需要“坏人”来平衡朝局。
很多帝王都很厌恶直言进谏的人，甚至会动杀机。而他的任期内政治的官员如鱼得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解聘或杀害。
古代帝王都是大汉族主义，轻视少数民族，只有他对所有民族一视同仁。
这些话说的并不谦虚，要是换成李世民之外其他任何一个人，我们听起来都一定认为他很狂妄。但出自李世民之口，却是那么的合情合理，而且都是肺腑之言。让后来的帝王们听了后，只会感到有道理，但是学又学不会。
李世民对自己和事业都极其了解，这就是识人之才、用人之道和治国之道。在他手中种种纷繁复杂的国家大事、人际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妥当，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贞观之治是李世民为大唐涂下的浓墨重彩，是长达2315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精华时期和黄金时期。而承载它的最重要的舞台，就是——长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