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国泰的是直隶总督，那么当时任职直隶总督的是谁呢？
袁守侗是山东人，雍正元年出生，系山东首富袁紫兰的孙子，不仅家中富可敌国，而且还是官宦世家。为了方便家里人进京，同时也是造福一方，从焦桥到京师到路都是袁家修的。
袁紫兰有五个儿子，他的第四个儿子叫袁承绂，袁承绂的长子就是袁守侗，他乾隆九年中举，来年进京博取进士第时候名落岁山，家里人就按照中书舍人陈云庭那样，给他捐了个内阁中书，再充军机处章京积累履历。
后来他升迁吏部郎中，经过考选担当江西道监察御史，再外放为浙江盐驿道道员。
驿道指的是陆路，当人口大省的总督、巡抚绞尽脑汁如何在任职期间保证粮食供应的时候，诸如贵州等地则为盐的运输而伤透脑筋。毫无疑问水路运输粮食、盐这些重货要轻松得多，然而因为广州等地的海路用来运输粮食了，运盐只好使用陆路。
即便川盐从水路运输，也要经过水势湍急的乌江。这条河流历来被视为天险，汉代、三国都曾在这里演绎过金戈铁马的故事，因此川滇地区的陆路商道自古繁荣，是川盐入滇的重要通道。
浙江的盐政则存在私盐与官盐的问题，卢见曾曾为两淮盐运使，盐引不仅仅是商人缴纳税款后的证明，也是运销食盐的凭证，如果没有盐引就贩运食盐就是贩卖私盐，贩卖私盐是一项很重的罪。
通过陆路运输的盐引为“陆引”，通过水路运输的盐引为“水引”，清王朝加强对食盐运销的管理，推行“计口授食”制，按照各县人口多寡，以每人每天食盐五钱计算，确定各地行盐的总数，然后摊派给可以从事运贩盐的盐商。
随着平定三藩后，大量江西、湖南、广东、陕西移民涌入云贵，人口增加也意味着盐引增加，但相应的，那些人口流失的省份开盐引的数量就会减少。两淮盐引案的关键点就在这里，那些人口流出的省份并没有减少开盐引的数量，这些盐引开了却没有交税，只是一个通行凭证，陆上的驿站有工作人员，他们不只是安排官员的食宿，同时也有检查这些通行证的职责，自乾隆十一年开始到三十三年，总计二十余年，未缴纳税收合计1090万两。
而贵州等地因为人口增加，原本的陆路运输食盐已经不够了，原本川盐要沿着水路销往湖南、江西等地，随着湖南苗人起义，运输食盐的盐道成为了战场，驻防官兵为了军事行动，在营与营之间铺设了“营道”，而这些营道借用了古盐道。于是清庭将川盐的主销地改为贵州，并且整修赤水，方便运盐船进入贵州。原本由川盐供应的市场则被河南、浙江等地取代。
盐政从多个方面有油水可捞，但经过袁守侗的治理，浙江盐政各项工作大有起色，后来升广西按察使，再后来他父亲死了，守孝期间依旧在军机处当章京，除丧后进礼部，在军机大臣身边行走，兼职顺天府尹，四十一年迁户部尚书，四十二年调刑部，四十四年和高晋一起修大坝，治引河，四十五年升至直隶总督，但是四十六年十一月其母去世，他要回去守孝，在此期间的职务由东阁大学士署理，直到甘肃监粮舞弊案爆发。
遇到这种情况没人能安心在家里呆着，尤其国泰案发时是山东巡抚，而袁家刚好是山东的，袁家家大业大，树大招风，一旦牵连其中，或者“被人”牵连其中，他们就可能成为红楼梦里的薛家。
然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是郑大进，此人也是以革除弊端而闻名的，有了他在直隶总督的任上，不论多么着急，尚在丁忧期间的袁守侗是不能自己把他赶走，换成自己坐上总督位置的。
乾隆下江南的时候曾经去过杭州的圣因寺瞻礼，寺内罗汉堂内供奉着贯休《十六应真像》，他按照梵文经书，调整了罗汉的译名和位次。
十六罗汉最早出自唐玄奘所译《法住记》：佛陀临涅盘之时，嘱十六罗汉，自延寿量，常住世间，游化说法，作众生福田。
故佛寺里常雕罗汉像，供养者众多，受此影响，10世纪中原、四川等地的画家已然流行创作“十六罗汉”题材，圣因寺内供奉的十六罗汉是五代时期高僧贯休所绘，不仅姿态超然入化，而且形骨奇特，乾隆帝对此作非常喜爱，命令随行内廷画师徐扬临摹。
袁守侗照着徐扬的画，制作了一套玉册，每块玉版均用上等和阗白玉雕刻，双面浅刻罗汉图并填金，图像一旁铭刻乾隆帝四行隶书诗文，用上等檀香木作木板，上刻海水江崖双龙戏珠纹，中间以蓝料填刻“御制十六罗汉赞”，背部雕刻云龙纹。玉抚之细腻温婉，香气宜人，很得乾隆喜爱。
国泰等人能想出用杂色银子代替官银糊弄钦差，很明显是收到了消息的。
李侍尧在处理甘肃捐监案时也遇到了想要销毁证据的户吏，官差赶到皋兰县的时候，那本可以作为关键证据的账本已经在火里烧了一半，幸好关键的地方没有被烧。
王廷赞确实没有参与王亶望的“分肥”，只是后来王亶望调走了，他成为甘肃布政使，他非但没有停止捐监冒赈，反而变本加厉，每个监生多收三两银子。
王廷赞其实颇有政绩，他在张掖当知县的时候建立贡院，又在废弃书院的基础上修建了甘泉书院，一时文教蔚然成风。
平定准葛尔的时候他随军协理军需，平凉闹盗匪的时候他曾率人趁夜出击。黄河携带的泥沙冲积成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适用农业，同时也由于淤沙严重，必须清淘，王廷赞从受命开始就尽心尽力。
如果他没有犯糊涂，那么他可能有远大前程。
如果功过相抵，他也可以在赔了“议罪银”后留着官职，继续“戴罪立功”。
但他一次又一次得缴纳“议罪银”，指望这么做能让乾隆息怒，结果弄巧成拙，他交得越多，乾隆越愤怒，
还有到了他坦白罪行的时候，他也狡辩，并且还偷偷转移资产，其中有一笔转移到了京城前门大街的一个帽子铺里，这家店的老板和王廷赞开的帽子店有生意往来。
有一天来了个客人，将一个衣褡交给了老板，老板接过后发现它很重，不过当时没起疑，还是代为保管了。没多久就听说了甘肃捐监案，他疑心之下，将衣褡打开，发现里面全是金条。
老板害怕受到牵连，连忙带着金条报官了，这下王廷赞转移财产证据确凿，但却不承认这笔钱是从捐监案冒赈得来的，而是他经商所得。
处理叫魂案的时候，乾隆认定了官员们欺上瞒下，他就一定要官员们查出结果来。
当时江苏巡抚彰宝手里有两淮盐引案和叫魂案，他以为用盐引案能转移视线，不用去抓不知道躲哪儿的妖党。
可是乾隆完全不感兴趣，他要的是“结果”，彰宝索性写了个折子，恳求乾隆责罚，他的失职导致了属下玩忽职守，而他本人也多少染上了官场积习，他请求让吏部弹劾和处理自己。
倘若王廷赞像彰宝那样“认错”，加上和珅美言，他是有可能逃脱的。可是他不敢赌，另一个“局外人”，甘肃按察使福宁却说他担心自己如实上报了这件事，以后很难在甘肃官场混下去，所以即便他知道一些事，也不敢报告，甘愿领失察渎职之罪，并且他供述，王亶望是始作俑者，而不是王亶望说的是下属所为。
福宁是按察使，一经手捐监赈灾的具体业务，二来别的官员做事防着他，所以他所知有限，要想知道更多，只能去查王亶望任期内的原始账簿。
能让人看的“明账”都是被精心伪装过的，查案高手袁守侗也看不出破绽，回京后还和乾隆禀报，所有的账目都没有问题。
后来李侍尧去查，看完账本后发现一个巧合，凡是捐监多的地方必有干旱，赈灾也开销多，而捐监少的地方少有灾赈，捐生的多少和各县灾情重合。
做帐的人忽略了，当然，光凭这一点还不够，李侍尧派人去实地调查，哪个地方有没有受灾不能靠报灾单，老百姓不会指着天上的乌云说那是需要后羿射日的大晴天。
调查后，灾情十之八九是假的，这些钱都进了官员的口袋，但每个人分了多少呢？
1000两以上就是斩立决了，这关系到量刑，但要把这个问题查得一清二楚无比困难，不仅是因为甘肃官员形成了攻守同盟，还有因为历年赈灾有轻有重，户口以少报多的情况，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的食量不一样的，成年男性被称为“大口”，他们越多，吃得越多，赈灾发放得也就越多，而这些人越多意味着要编很多理由。
比如准葛尔之战后回乡的民夫，修大坝、清淘黄河的，修路的，否则他们为什么要跑到甘肃去？
打破这个僵局的是皋兰县户房的一个书吏，皋兰县是甘肃人口大县，也是布政使治所所在地，同时也是捐监最厉害、赈灾最厉害的地区。
书吏手里有一部“暗帐”，记录的是散赈实际放的数目，只要把明暗账一对比，就知道冒赈多少了。
它本来该烧了，不过烧到一半被查案的官吏截获了，而书吏留着这个证据，也是为了有天如果上司把罪责全部推给他，他可以拿着这个账本为自己保命。
乾隆四十三年夏天，黄河在河南仪封决口，他和两江总督高晋一起派往河南处理复堵决口工程，他担心乾隆不明白自己的意图，还将工程的概况绘成图上奏，据“谙达”的说法，皇帝当时看着那图纸非常满意。
如果不出意外，袁守侗能成为一代能臣，可惜他在乾隆四十八年就死了，死在了直隶总督的任上。
后来他的职务由刘墉暂代，直至山东贪腐案结案，再没有别的官员和国泰般秘密买庄园田产为止。
于是举人给小郡王请了徐扬内供奉作老师，还让他没事抄佛经，以后见着活佛也可以和他谈经论道。
至于质郡王永瑢，他已经被过继了，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帝位的继承权，“正大光明匾”后面遗诏上的继承人应该不是他吧。
虽然京里不少人都在猜测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