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告诉过你，”里皮得意洋洋地看着皮埃尔，“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皮埃尔没有理会他，向梅斯特问道：
“发生这件事的时候，霍尼格在哪？”
“他呆在屋子里准备演讲。至少我们问施塔勒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的。霍尼格希望独自一人呆着，而这孩子一直致力于陪伴他的妻子。”
“啊哈！”里皮开始起哄。
“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梅斯特承认，“但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我也不喜欢流言蜚语。总之，我们那时已经喝完了一瓶酒，正准备打开另一瓶。”
就在他停顿的刹那，普罗科施端着点心回来了，他把点心放在桌上。
“我当时不在那里，”他说，“但梅斯特先生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那你在哪？”里皮问。
普罗科施睁大了双眼倒在椅子上。
“在我一楼的房间里。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睡着了。”
“然后，”梅斯特接着说道，“当我们正聊得火热的时候，一个人从露台走进来。我以前从没见过他。雨下得很大，他的雨衣湿透了。他问酒保电话在哪里，还命令他去把经理找来。被酒保拒绝后，他掏出一张公务卡之类的东西，凑到那家伙的鼻子底下，叫他赶快行动。然后他拿起吧台尽头的电话，用德语轻声交流。我们被这名不速之客弄的一头雾水，但很显然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而他正在请求指示。”
“之后经理来了，他半睡半醒，衣衫不整，走路时还在穿夹克。闯入者叫他拿一把钥匙打开霍尼格小屋的门，不让问任何问题。经理慌忙去办公室拿了钥匙回来，辩解说自己因为开保险箱而耽搁了时间。他们和一个带着手电筒的礼宾员火急火燎地离开了，我们也跟在后面。”
“你们所有人都来了？”里皮问道。
“所有人。甚至有个酒店的服务生也想凑个热闹，但经理注意到后把他赶走了。我们试图劝阻霍尼格夫人，但她坚持要跟过来，挽着施塔勒的胳膊紧随其后，不知何时，施塔勒手里多了一把伞。”
那晚的情景如一段影片般清晰地浮现在皮埃尔脑海中：一群人沿着小路在黑暗中悄无声息地奔走；细雨在仅存的路灯周围形成了一圈光晕；摇曳的手电筒光束中捕捉到了冷杉的黑色轮廓。芙蕾雅·霍尼格走在队末，紧紧抓着同伴的胳膊，穿着高跟鞋蹒跚而行。
“房子前，”梅斯特接着说，“站着第二个穿雨衣的男人，是第一个的双胞胎。他手里拿着一把手电筒，看上去十分警惕。他朝同事走过来，低声耳语了几句。然后第一个人叫他呆在原地警戒，再把酒店经理带到平房门口。经理拿出钥匙，插进锁孔。每个人都凑身向前，以便看得更清楚。当时有很多人，因为似乎有其他人加入了进来，很难看清谁是谁；到处漆黑一片，路灯也离房门有段距离，你甚至无法看清面前两米远的地方。警察示意我们退后，但当然——”
“他不是警察，”普罗科施怯生生地插了一句。
三双眼睛转向了他。但俄国小个子挥了挥手，轻声地说：
“我什么也没说。请继续，梅斯特先生。”
“谢谢，”梅斯特答道。“实话实说，我当时就站在门廊那些人的前面，门一打开，我就立刻洞悉了一切。但我必须先介绍一下房间布局。每间小屋，包括我住的那间，都是同一个模型。有一个相对宽敞的门厅，也可作为存储空间。门厅后是休息室，最里面就是卧室。卧室的一角有一个隔板，隔板后是浴室和卫生间。休息室里有一扇窗户和——”
“长话短说，”里皮不耐烦地问。“你看到什么了？”
“言归正传，”梅斯特表现出一种超然的神态，这与他彼时的真实感受相去甚远。“休息室的门开得很大，房间里充满了光线。所有的壁灯和落地灯都亮着。右墙一扇用厚天鹅绒窗帘围起来的窗户关闭着，百叶窗闭锁并被金属挂钩固定住。窗户对面是一张桌子，桌上堆满了乱七八糟的文件，上面还有一支笔。一把椅子翻倒在地，旁边的地毯上放着一根烧焦的雪茄，只剩烟蒂部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烟草和烧焦的羊毛的味道，还混杂着贵妇的香水味，久久未能散去。”
普罗科施说：“现在事情有了进展。”其他人又一次疑惑地看着他，但他只是带着神秘的微笑低声说：“我待会再解释。”梅斯特接着说：
“当然了，我后来才回忆起这些细节。当时我只能看到霍尼格博士趴在落地灯脚下，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博士的尸体被裹在一件晨衣里，腰部打了个结，脸贴在地板上，头对着门，用那双小圆眼看着我们。他的眼镜在倒下时被打破了，其中一片镜片划伤了左眼睑，淌下一滴鲜血。一把匕首插在他的肩胛骨之间，木柄笔直地指向血迹中央。毫无疑问，刀锋向下的致命一击让他瞬间毙命。”
“你可真是当带侦探的料，”里皮冷冷地说。“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精确的报告，尤其还是从一个形而上学者的口中听到。你怎么能够确定他死了？”
梅斯特耸耸肩。
“他翻着白眼，嘴张得很大，很明显已经没有呼吸了。但请让我先继续往下说。‘那名警察’——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是警察，但在我看来他确实是——是第一个闯进房间的人，他径直冲到卧室门前，打开门消失在里面，三分钟后又出现了，一幅大惑不解的表情。接着他开始搜查休息室的每一处角落，先是看了看窗帘后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包住手，然后打开窗户，极其细致地检查百叶窗。然后他又走到桌子边检查文件，但没有伸手去碰。就在那时，他注意到某样东西被一份文件盖着。
“他向我要来一把铅笔，把那样东西拨了过来。从我站的地方能看得很清楚：那是平房的钥匙。所有钥匙都是以相同的工艺制作的，包括我的。号码是相当粗略地切割而成的一个铜标签，由一个固体金属环附在钥匙上，无法分离。当时标签上写着12号，是霍尼格那间平房的号码。”
“有屁快放！”里皮咆哮道。“所有的廉价酒店都使用一套系统。”
“是你让我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你的，我也照做了，”梅斯特显然很生气。“那人用我的铅笔穿过金属环，拾起钥匙，然后用手帕包着放进口袋。”
“就在这时，外面的人来到门廊避雨，有不少人挤进了门厅。经理挡住了进入休息室的路，他们互相推搡，想看看在经理的宽阔肩膀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声音——是施塔勒的——喊道：“给我让一让，让我过去。”他表明了自己医生的身份，经理让他过去了。
“他跪在尸体前，翻开眼皮，检查脉搏，按常规步骤进行了一系列操作，最后转向人群，像哑剧演员一样夸张地摇摇头。其实没那必要，因为霍尼格明显已经死了。
“我听到有人在哀泣，正是霍尼格夫人。她之前设法挤到了休息室门口，现在倒在了酒店经理的怀里。之后的一切发生在眨眼间。人们冲到她身边，不知所措。这一幕可以说很滑稽：有的人在揉搓她的手，其他人则拍拍她的脸颊；经理看到他早前赶回酒店的服务生又回来了，大发雷霆，命令他再回酒店为霍尼格夫人拿一杯热饮。最终，穿雨衣的人把所有人都带到了屋外，多亏了施塔勒的悉心照料，寡妇终于恢复了血色。”